第二十二幕——坠楼的少女(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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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那些他遗忘的人,从来没有遗忘他。他们一直在等。等他想起他们。不是要道歉,不是要赔偿,不是要任何物质的东西。他们只是要他记住——记住他们也是人,也有脸,也有眼泪,也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痕迹。
他记住了。
晏瓷将千冤镜收入怀中,站起身,走向门口。
阳光照在他脸上,暖洋洋的。他深吸一口气,迈步走进了院子。
第三幕,随时可能开始。
他准备好了。
(晏瓷)
我从河里被捞起来的时候,浑身湿透了,但这次没有咳嗽,没有呛水,因为这次淹死的不是我自己。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跪在千冤阁的地上,衣裳还在滴水,但水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皮肤里渗出来的,像被人从水里泡了太久,水已经渗进了骨子里。
宋辞——不,宋慈,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他跪在我旁边,双手撑在地上,整个人抖得像个筛子。他的脸色不是白,是青的,像死人那种青。他的眼睛瞪得很大,瞳孔缩成了针尖,嘴巴张开着,想喊什么却喊不出来。
我不知道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
我不想问。
苏枕月还站在千冤镜前,姿势几乎没有变过。她看着我的眼神还是一样平静,但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用力。她在用力维持着什么。
“第二幕,”她说,“准备好了吗?”
我撑着地面站起来。膝盖是软的,我晃了一下,左臂撑住了墙才没有摔倒。右臂垂在身侧,绷带已经散开了,露出底下青紫色的皮肤。我在第一幕里用那条断臂划水,现在它肿得比之前粗了一圈,手指像五根发紫的萝卜。
“等一等。”我说。
苏枕月停下了动作。
我看着她。“每一幕对应一件遗物。第一件是血玉簪,那个投河的妇人。第二件是铜镜,那个被丈夫打死的妾室。对吗?”
“对。”
“第三件是骨笛,第四件是旧战袍,第五件是褪色的婚书,第六件是断弦的琴。”我一字一顿地说,“然后就是第七件——我父亲的匕首。”
“你的算术很好。”苏枕月说。
“我要知道顺序。”我说,“我要知道我要死七次,每一次对应的是哪一件遗物,对应的是哪一个被我伤害过的人。”
苏枕月沉默了片刻。
“你不知道他们是谁?”她问。
我知道。
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判过太多的案子,签署过太多的判决,盖过太多的官印。那些卷宗上的名字对我来说只是一串串符号——张某某、李某某、王赵氏、孙钱氏。我在上面批“斩监候”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证据确凿”;我在上面批“发还重审”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证据不足”;我在上面批“准予立案”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又来了一个案子”。
我从没有想过,这些名字底下藏着的是活人。
活人。
有血有肉、会哭会笑、会疼会死的人。
“第二幕,”苏枕月的声音很低,“是那个卖身葬父的少女。”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
卖身葬父。
我记得这个案子。
那是我进幽冥司的第二年。京城南郊出了一个人命案子——一个十六岁的女孩从绣楼上摔下来,当场死了。凶手是绣楼的主人,一个姓周的绸缎商人,四十多岁,有妻有妾。女孩是他在集市上买来的,花了五两银子,签了死契。她说她父亲死了,没钱下葬,在街边插了一根草标,卖身葬父。周家买了她,把她带回府里做丫鬟。
她死的那个晚上,周家报的是“失足坠楼”。我去了现场,验了尸,身上没有明显的致命外伤,后脑有一处撞击,符合高空坠落。但我在她的指甲缝里发现了皮肉组织——她在坠落之前,抓过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
我去问周家的人。周家的管家说,她是在擦拭栏杆的时候失足的。我问她为什么要半夜擦栏杆,管家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我问府里的其他丫鬟,没有人敢说话。只有一个烧火的老妈子,趁人不注意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了四个字——老爷推的。
我拿着这张纸条去找周家对质。周老爷当场翻脸,说我血口喷人,说那个老妈子是疯的,说她的话不能作数。第二天,那个老妈子就“回老家”了,再也找不到人了。
没有证人。没有证据。只有一个十六岁女孩的尸体,和一桩谁都心知肚明、谁都无法证明的罪行。
我最后定了什么?
定了“失足坠楼”。
不是我无能,是刑部的上官压下来的。周家的姻亲是户部的侍郎,得罪不起。我的顶头上司把我叫到公廨里,关上门,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晏大人,您还年轻。这种案子,拖一拖,冷一冷,就过去了。没必要为了一个卖身的丫头得罪人。”
我没有跟他吵。
我回去之后,把那个女孩的案卷翻了十几遍,每一个字都看了。我在最后加了一行批注——“存疑待查”。
“存疑待查”。
三个字,就把一条人命打发了。
那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那个女孩的尸骨在哪里?她的父亲葬了没有?她有没有兄弟姐妹?有没有人为她哭过?有没有人在每年的忌日给她烧过纸钱?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问过。
我签了“存疑待查”之后,就把案卷锁进了柜子里,再也没有翻开过。
现在,千冤镜要我面对她了。
“她是第二件遗物?”我问。
“不。”苏枕月说,“铜镜是第二件遗物。铜镜的主人是那个被打死的妾室。这个女孩,她的遗物是——骨笛。”
“骨笛?她跟骨笛有什么关系?”
苏枕月没有回答。她只是伸出手,掌心贴上了镜面。
这一次,镜面没有亮起血光,而是慢慢变暗,暗到像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然后从枯井的最深处,传来了一个声音——笛声,清越的、悠长的、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那笛声不是从外面传进来的,是从我的耳朵里面响起来的,像有人把笛子塞进了我的颅骨里,在脑浆上吹奏。
然后我坠落了。
不是“掉进”,是“坠落”。像从很高的地方往下掉,风在耳边呼啸,地面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我能看到地面上的青砖、砖缝里的青苔、青苔上趴着的一只蚂蚁。我能看到自己伸出去的双手,手指在空气中乱抓,想抓住什么东西。但什么都没有,只有风从指缝间穿过,凉飕飕的,像一个人的叹息。
我落地了。
不是“摔”在地上,是“落”在地上。没有撞击,没有疼痛,甚至没有声音。我就像一个影子,无声无息地贴在了地面上,然后从地面上“站”了起来。
我变成了她。
十六岁。瘦。矮。手上全是冻疮。头发枯黄,用一根褪色的红绳扎着。衣裳是粗布的,洗得发白,膝盖和手肘打着补丁。脚上穿着一双男人的旧布鞋,太大,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地响。
她站在一条街上。
京城的街。但不是东市那种热闹的街,是城南的贫民窟,两边是低矮的土坯房,路面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路边堆着垃圾和粪土。风从巷口灌进来,裹着臭味和灰土,吹得她眯起了眼睛。
她的左手攥着一根草标。
就是一根普通的稻草,用红绳扎在发髻上。在京城,插草标卖身的规矩是这样的——草标插在脑后,是卖自己;插在衣领上,是卖儿女;插在发髻上,是卖身葬亲。
她插在发髻上。
她的父亲死了。三天前死的,死在她们租住的那间土坯房里。她父亲生前是个吹鼓手,在红白喜事上给人吹唢呐和笛子,挣不了几个钱,还爱喝酒。喝多了就打她,打完就抱着她哭,哭完继续喝。她恨他,恨了十五年。但他死了之后,她还是哭了整整一夜。
不是因为爱他。
是因为她不知道除了恨他之外,自己还有什么。
她站了很久。
日头从东边挪到了西边,她的影子从长长的一团缩成脚下一小片,又从脚下一小片拉长成一团。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有人看她一眼就走开了,有人停下来问价,一听是五两银子就摇头走了。五两银子,一口薄棺的钱。她不要多的,只要够把父亲葬了就行。
没人给。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顶轿子停在了街口。轿帘掀开,一个中年男人探出头来看了她一眼,然后放下轿帘走了。
她以为他走了。
半个时辰后,一个管家模样的人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布袋子。管家在她面前站定,上下打量了她一番,然后从布袋子里拿出了一样东西。
是五两银子。
白花花的,五个银锭子,整整齐齐地码在一块红布上。
她愣住了。她没想到真的有人会给。她跪下来磕头,额头磕在泥地上,磕得“咚咚”响。管家把银子放在她手心里,然后用一张纸按了她的手印。纸上写着什么她不认识,她不识字。管家说,这是卖身契,从今往后她就是这个府里的丫头,一辈子都是。
她不知道“一辈子”是什么概念。
她只知道父亲可以下葬了。
她被带进了周府。
周府很大,大到她第一天就迷了路。她被分到后院做粗使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打水、扫地、倒马桶、洗衣裳,做到半夜才能躺下。睡的地方是柴房旁边的一个小隔间,一张木板,一床薄被,被子上有霉味,但比她和父亲住的那间土坯房好多了。
她以为这就是苦日子到头了。
她不知道,苦日子才刚刚开始。
周老爷第一次来找她,是在她进府的第二个月。那天晚上她在后院的水井边洗衣裳,月亮很亮,亮得像白瓷盘。她低着头搓衣裳,感觉到有人走过来,以为是管事的嬷嬷,抬起头一看,是周老爷。
她站起来行礼,手里还攥着湿衣裳。
周老爷没说话,只是看着她。看了很久,久到她的胳膊都酸了。然后他伸出手,摸了一下她的脸。
她愣住了。
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十六岁了,但没有人教过她这些事情。她只是本能地后退了一步,手里的衣裳掉在了地上。
周老爷笑了。他说:“怕什么。”
然后他走了。
那之后,周老爷经常来后院。有时候是晚上,有时候是白天。每次来都只是看看她,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然后走。她以为这没什么,老爷看丫鬟,天经地义。
直到有一天晚上,周老爷喝醉了酒。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雷声一个接一个地在头顶炸开,闪电把整个后院照得像白昼。她蜷缩在那间小隔间的木板床上,捂着耳朵,她从小就怕打雷。她父亲活着的时候,每次打雷她都会钻进被窝里,把自己裹成一个茧。
门被踢开了。
不是推,是踢。门板撞在墙上,发出巨大的声响。雨水和风一起灌进来,吹灭了桌上的油灯。闪电亮起的一瞬间,她看到周老爷站在门口,浑身湿透了,眼睛红得像两团火。
她尖叫了一声。
然后灯灭了。
黑暗里,她听到了自己的衣裳被撕裂的声音。听到了自己的哭喊声。听到了雷声。听到了雨声。听到了周老爷粗重的喘息声。
听不到的是——任何人来救她的脚步声。
没有人来。
隔壁就是管事的嬷嬷住的屋子。柴房旁边就是门房。后院的丫鬟们住的大通铺,离她不过二十步。
所有人都听到了。
没有人来。
第二天早上,周老爷走了。她躺在床上,衣裳碎成了布条散了一地。她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破了皮,头发上全是泥。她没有哭,只是睁着眼睛,看着屋顶的房梁。
房梁上有一只蜘蛛在织网,织得很慢,但很认真。
她看了很久。
后来管事的嬷嬷来了,端了一碗红糖水,放在床头。嬷嬷没说话,只是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怜悯,有无奈,还有一种“你活该”的冷漠。然后嬷嬷走了,走之前把门从外面带上了。
红糖水她没有喝。
她在床上躺了一整天,谁也没有来。
第二天她爬起来,照常打水、扫地、倒马桶、洗衣裳。一切照旧,好像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一切都不一样了。
她的身体不一样了。走路的时候疼,蹲下来的时候疼,咳嗽的时候也疼。但最疼的不是身体,是——她说不上来。就是一种空荡荡的、冷飕飕的、像被人从里面掏空了的感觉。
周老爷后来又来了。
这次不是在晚上,是在白天。大白天。太阳明晃晃地照着,他走进后院,当着所有人的面,拉着她的手走进了柴房。
没有人拦。
没有人看一眼。
她被按在柴堆上的时候,头磕到了一根木柴,木屑扎进了头皮。疼,但没有晚上的那种恐惧了。因为恐惧这种东西,第一次用完了就没有了。
后来的事情,她说不太清了。
周老爷来找她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候隔三天,有时候隔五天。每次都是在白天,每次都是在柴房。他从不会在她那里过夜,完事就走,走之前会扔下一块碎银子或者一包点心。碎银子她攒着,点心她不吃,放在床头,放到发霉,然后扔掉。
她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不是等有人来救她。她知道不会有人来。
也不是等周老爷死。她不相信这种好事会轮到她。
她在等——等自己彻底变成一个不是人的人。
这样就不疼了。
那个晚上,她站在绣楼的栏杆边,手里握着那根骨笛。
骨笛是她父亲留给她的唯一遗物。她父亲是个吹鼓手,这辈子没有攒下任何东西,只有这根骨笛。是用他自己的一根肋骨做的。他说,等他死了,这根笛子就是他的魂,吹响笛子,他就能听到。
她从来不信。
但她还是留着骨笛。藏在枕头底下,周老爷来了她就藏在怀里,周老爷走了她再藏回去。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
她站在绣楼的栏杆边,月光照在她脸上,照出了她脸上的青紫和红肿。下午周老爷又来找她了,这次下手重了些,她左边的眼睛肿得睁不开,嘴唇裂了一个口子,血已经干了,结成了黑色的痂。
她把骨笛凑到唇边。
吹了一个音。
只有一声音。高亢的,尖锐的,像一只鸟在夜里尖叫。那声音刺破了夜空,在周府的上空回荡了很久。
然后她翻过了栏杆。
站在栏杆外面的时候,风很大。她的衣裳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头发散开了,在夜风里像一面旗。她低头看着。
她没有犹豫。
不是勇敢,是已经没有活着的理由了。
她在空中坠落的时候,感觉不到风,感觉不到冷,感觉不到害怕。她只感觉到了那根骨笛——她还握在手里,冰凉的,光滑的,像父亲最后抱她时那只手的温度。
她想起父亲活着的时候,有一次打完她,抱着她哭,说:“爹对不起你,爹不是人。”
那是她这辈子听到的,唯一一句像人的话。
地面越来越近。
她闭上了眼睛。
然后——
我醒过来了。
我躺在千冤阁的地上,嘴里含着什么。冰凉冰凉的,是金属的味道。我吐出来,是一枚铜钱——老狱卒的那枚铜钱。我不知道它怎么进了我的嘴里。
宋慈在哭。他一个大男人,跪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嘴巴大张着,发出无声的嘶吼。他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但他看到了我脸上的变化——我变成了那个女孩的脸,又变回来,又变回去,反反复复,像两个人在争抢同一具身体。
苏枕月站在镜前,她的手指终于不抖了。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
是歉意。
“她说,”苏枕月的声音很轻,“她不恨你判周家无罪。她知道你判不了。她恨的是——”
苏枕月停了一下。
“你判完之后,就忘了她。”
我躺在冰凉的地上,眼泪无声地滑进了头发里。
她说的对。
我忘了她。
我判了“存疑待查”,就把案卷锁进了柜子里,再也没有翻开过。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的尸骨在哪里,不知道她有没有被好好安葬。我把她忘得干干净净,忘得好像她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我现在知道了她的名字。
在她坠落的那一刻,她在心里念了三遍。
——我叫阿蘅。我叫阿蘅。我叫阿蘅。
周家的人不会记得她。
刑部不会记得她。
史书不会记得她。
但她希望有一个人记得她。
哪怕这个人,曾经把她忘了。
苏枕月走过来,蹲下,把那枚铜钱从我手中拿走,重新放回千冤镜的缝隙里。
“第三幕,”她说,“是骨笛。你准备好了吗?”
我没有回答。
我闭上了眼睛。
在黑暗里,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不是笛声,是那个女孩的声音,轻得像一片落下的花瓣:
“我不恨你判他死。我恨你判完后,就忘了我们。”
“我们。”
不止一个人。
是一群人。
是所有被我忘记的人。
我睁开眼睛,看着千冤镜里那些流动的血光。
第三幕在等我。
我不会再忘记任何一个人了。
一个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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