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7章 扬佛抑道，以佛压道（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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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统一思想，强化皇权，但从未想过要彻底灭绝其他学派，更遑论是本土宗教。
这“清”的做法，在他看来是赤裸裸的文化灭绝。
李世民也面色沉凝：“道教奉老子为尊，老子亦是我李唐先祖。打压道教，便是打压我汉家正统之源流，一旦压低，等于断了民气一根脊梁！”
至于朱元璋，他出身底层，深知道教在民间的影响力，与许多民间反抗运动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好贼子！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灭了咱汉人自己的教，让那些秃驴来念他们的经！这是要绝了咱汉人心里最后一点念想，是这是怕咱汉人的魂还在！怕咱汉人的根没断！”
【为了削弱道教的影响力，清朝对道教采取了系统性的压制政策，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便是对龙虎山张天师一脉的处置。
在明朝，龙虎山正一嗣教大真人（张天师）被封为“正一嗣教大真人”，秩正二品，虽因嘉靖帝崇道炼丹一度被士大夫诟病，但其官方地位和“掌天下道教事”的职权一直得以保留，是明朝国家祭祀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到了清朝，张天师一脉的地位急转直下。
清初顺治年间，为笼络人心，尚沿袭明制，封张应京为“正一嗣教大真人”，给一品印。
但到了乾隆朝，随着“崇佛抑道”政策的确立，情况彻底改变。乾隆皇帝明确宣布藏传佛教（黄教）为国教，而将道教视为“汉人宗教”，对其严加限制。
乾隆十二年（1747年），朝廷下旨，将正一真人的品级由二品降为正五品，并收缴其银印，换给铜印。
同时剥夺“掌天下道教”大权；仅限管辖龙虎山上清宫本山道众、香火、田产；不许随便进京、不许外省游走传教授箓；不许参与朝廷朝贺、筵宴。
虽然后来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略作回调，升为三品，但张天师“道教领袖”的地位已名存实亡，其活动被严格限制在龙虎山一隅，彻底被排除出国家政治礼仪的核心圈。
到了道光年间，更是彻底取消了张天师的朝觐礼仪，道教从此基本被赶出宫廷舞台。】
“五品！给咱的张天师降到五品！甚至排除在外！”朱元璋气的差点没跳起来，“咱当年给的是二品！咱本土的道教，这些蛮夷……这些蛮夷竟敢如此折辱！他算个什么东西！”
【相比之下，藏传佛教不仅具有浓厚的“异域（非汉）”色彩，其教义中强调对“施主”（即供养者、统治者）的绝对忠诚，对现世苦难的忍耐和对来世福报的追求，在清朝统治者看来，非常利于“化导顽民”，消弭反抗意志。】
“对现世苦难的忍耐，对来世福报的追求……”诸葛亮摇了摇头，“此乃愚民之术，而非治国之道。若百姓皆盼来世，今生受压迫而不知反抗，那朝廷又何须勤政爱民？此策利朝廷一时，危华夏万世。”
魏征直接开炮：“此乃以佛为刃，以经为枷，锁民智、固民心！居心叵测！”
朱元璋此刻已经气得不出话，只是死死攥着拳头，指甲深深掐入掌心。
他仿佛看到了那些番僧，在“清”皇帝的扶持下，走遍大江南北，对着他的子民宣讲：要忍耐，要顺从，今生受苦，来世享福……
而他的子民，在刀兵和这种“教化”的双重压迫下，渐渐麻木，忘记了反抗，忘记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因此，有清一代，从顺治到乾隆，历代皇帝对藏传佛教（尤其格鲁派，即黄教）的尊崇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顺治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并正式册封“达赖喇嘛”封号，确立了中央政府对西藏活佛转世系统的册封制度。
康熙帝在平定准噶尔、收复西藏后，大力扶持黄教，并开始在承德避暑山庄修建规模宏大的外八庙，这些寺庙并非纯粹的藏式，而是融合了汉、满、藏、蒙多种建筑风格，本身就是“民族宗教政策”的象征。
至康熙、乾隆年间，清朝皇室对藏传佛教的尊崇达到顶峰。
北京、承德等地修建了大量藏传佛教寺庙，如雍和宫（北京）、溥仁寺、普宁寺（承德）等。
乾隆皇帝更是自诩为“文殊菩萨”的化身，还组织人力物力，将庞大的藏文《大藏经》翻译成满文，并多次举行声势浩大的“大祈愿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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