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1章 语言的桥樑（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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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会议厅。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上午九时。
会议厅不大，但今天坐满了人。
长圆形的橡木会议桌擦得鋥亮，桌面中央摆著一个巨大的地球仪，金属底座在灯光下泛著温润的光。
地球仪上的欧洲大陆被涂成了红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从北角到地中海，一整片完整的、没有断裂的红色。
桌子的四周坐著將近六十个人，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各异——语言学家，文化学者，教育家，还有几位出版社的总编辑和几家主流报纸的主笔。
这场会议的主持人是德国教育人民委员弗里茨托勒，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请到柏林来，不是为了討论一件小事。
我们坐在这里，是因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语言学家、文化学者和教育家，要共同面对一个已经存在了很久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正在一体化，我们的政治正在一体化，我们的安全正在一体化。
但我们的语言，还是各自为政。”
“一个德国的工程师在波兰的工厂里指导设备安装，他需要翻译；
一个法国的教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学校交流教学经验，他需要翻译；
一份从义大利发往匈牙利的科研报告，有时要先译德语，再从德语译成匈牙利语，经过三次转译才落到使用者手里。
这不是效率，这是损耗。”
“经济共同体的分工已经越来越细，各国的產业正在互相嵌入，所有这些环节之间的衔接，都需要大量的信息交换。
如果信息交换始终要通过翻译——不只一重翻译，是两重、三重——那么效率就会持续低於真正一体化的水平。”
他收回手，双手撑在桌沿上。
“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討论『要不要做』，而是討论『怎么做』。
这项工作，需要由在座各位来完成。这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事情，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但如果不开始，就永远不会完成。”
坐在长桌另一端的一位老学者举起了手。他是让杜布瓦，法兰西社会科学院院士，欧洲最著名的歷史语言学家之一。
“托勒同志，我有一个问题。各个国家的语言学家坐在一起设计一种新语言，这当然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但我想问的是——这种新语言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建立在某一种现有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简化
还是从头创造一种全新的、不属於任何现存语系的体系”
托勒看著他。
“杜布瓦同志，这正是今天需要討论的第一个问题。
韦格纳同志在会前和我谈过，他的设想是——新语言应该是一种『人造辅助语言』，不是用来取代各国现有语言的。
它不替代德语、法语、俄语或英语，而是作为所有人的第二语言，在跨国交流、贸易、科技、教育领域使用。
因此，它需要简单、规则、逻辑清晰、易学易记。”
杜布瓦点了点头，
“那么，它的词汇来源呢是主要採用现有欧洲语言的共同词根还是另起炉灶”
“韦格纳同志的意见是——应该儘可能利用现有欧洲语言的共同基础。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词根已经在欧洲各国的科技、医学、法律术语中广泛存在，不需要重新发明。
语法结构应该儘可能简单，不採用复杂的变格和词形变化。
发音要清晰，文字要表音。
最终目標是——一个工人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能掌握基础交流，一个学生用半年就能阅读专业文献。”
会场里响起一阵低沉的议论声。
有人点头，有人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著，有人眉头微皱，像是在脑子里已经开始尝试构建句子结构了。
坐在杜布瓦旁边的一位苏联语言学家——彼得伊万诺维奇切尔诺夫——清了清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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