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淮盐 败也淮盐（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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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的江淮一带，本已有几分萧瑟，让云集扬州的盐商巨贾们，感受到阵阵寒意。
道光十年(1830年)八月，53岁的湖南人陶澍升任两江总督，统辖清帝国的钱粮赋税重地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跻身封疆大吏之列。
上任伊始，他迅速打出“反腐倡廉”的大旗：先是明令取消两淮盐政衙门每年呈送总督的大红包，即所谓“赏需银”白银二万两;继而将投案自首后又试图重操旧业的扬州府仪征县私盐巨魁黄玉林，押赴刑场公开处决。
深秋时节的江淮一带，本已有几分萧瑟，陶澍此举，更让云集扬州的盐商巨贾们，感受到阵阵寒意。看来这位素以“为人爽直、任事勇敢”(道光皇帝评语)著称的政坛明星，真的要拿备受诟病的两淮盐业“祭旗”了。
釜底抽薪
出任两江总督之前，陶澍当了五年江苏省省长(巡抚)，吏治清明、政绩突出不说，对地方实情，尤其是两淮盐业长年积弊，可谓了然于胸。
他以总督身份提交给道光皇帝的第一份盐务调查报告，即直指盐场出产时“每盐一斤，不及十文，而转销各处，竟到数十倍之价”，一些盐商为牟厚利又掺入杂物，以次充好，以至于一般百姓为购盐倾尽血汗钱，贫困之家更数月不知盐味。他还说，盐价高昂造成的另一后果是，官盐滞销，私盐泛滥，政府盐税白白流失。
陶澍提出标本兼治的方案，即“必须革去奸商，另招殷实，而殷实之商，又必须明定章程，删除浮费，使不受总商摊派之累，然后肯来”。换言之，就是对康熙朝以来实行了100多年的政府特许总商包办盐务制度，实行釜底抽薪式的改革，力求打破垄断，引入竞争。
当时扬州诸总商把持两淮盐业、中饱私囊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据陶澍的调查，淮盐行销六省(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河南)，公事繁多，总商额定办公费用一年高达七十万两银子，而总商以不敷使用为由，竟额外多支出九十万两到百余万两不等。比如，每逢新的盐政官员到任，需修整衙署，添置家具，一切花费，不过数千两银子，总商呈报的开销单，却多至八九万两。又如准备一份呈送官方的公文，纸张工本费不过数十文钱，居然报销一千两。
这些“盐务浮费与摊补”，一是从官方府库征收的盐税中挪借，一是向中小盐商摊派。以至于地方府库空虚，更拖欠中央政府巨额饷银，而中小盐商又不愿按章纳税，反热衷走私夹带，造成恶性循环。
本来，两淮盐业常年准售盐引近170万道，每引盐规定为364斤，一共超过6万万斤，年入盐税四百多万两。加上地方政府其他收入，每年也有三百余万两。两项折合钱粮，相当于数省的田赋总额。
但到了陶澍出掌两江之时，才发现两淮盐务“自二十年前已逐渐就颓，有江河日下之势”，空空如也的库房中，只留下四千余万两银子亏空的烂账，为盐商垫借的上千万两银子，也早已化为乌有。久历官场风雨的陶澍见状，亦不禁慨叹“山穷水尽，积重难返”。
“扬商已穷困”
得到陶澍陆续奏报的道光皇帝大为震动，急忙派出户部尚书及侍郎(财政部正、副部长)为钦差大臣，南下筹议盐务改革办法，并最终批准裁撤管控不力的盐政官员，命陶澍以两江总督身份，兼理两淮盐政。
道光十一年正月，陶澍正式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拟定“两淮盐务章程”十五条，包括“裁减浮费、慎重出纳、裁选总商、疏浚运道”等等。既大力缉查私盐，实施“官督商运”，又“加斤减价”，将原规定每引盐364斤，增加到500斤，部分免征税款，以鼓励盐商改变“夹带逃税”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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