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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四家人的请愿1(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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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葫芦巷回来之后,我大病了一场。

病来得毫无征兆。那天夜里我正准备更衣就寝,忽然一阵眩晕袭来,眼前所有的东西都在旋转,屋梁、烛火、书架、墙上挂的官袍,全部搅在一起,像通感发作时看到的那些碎片画面。我伸手去扶桌案,手指刚碰到砚台边缘,整个人就软了下去。秦楼听到动静冲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倒在书堆和散落的卷宗之间,额头磕在桌角上,血顺着眉骨往下淌,把地上的案卷浸红了一角。那一角恰好是魏大勇案卷的封皮,“杀妻”两个字被血洇得只剩一半。

这一病就是五天。

大夫说是积劳成疾,外加忧思过度,邪风入体。秦楼不信邪风,他认为我是连续走访四家、每次都催动通感之力、又被葫芦巷那股阴气冲了心神,才会垮得这么彻底。他在我床前守了五天,端药送水,寸步不离,连晚上都在脚踏上打地铺,鼾声压过了更夫的梆子。

大理寺的同僚来探望过两拨,都被秦楼挡在门外。只有寺卿刘大人他拦不住,老头儿坐在我床前叹了半盏茶的气,翻了两页堆在枕边的卷宗,眉头越皱越紧,最后什么也没说,把卷宗轻轻放回原处,拍了拍我的手背就走了。他走后秦楼进来收拾茶盏,发现杯底压着一张字条,上面只写了四个字:小心暗流。

第五天傍晚我才算真正退了烧,靠在床头喝秦楼熬的粥。嘴里发苦,舌尖上全是药渣的味道,但好歹能尝出粥里的米香了。秦楼坐在脚踏上削梨,削得极不情愿——他总说堂堂七品带刀侍卫不该干这种丫鬟的活计,但削出来的梨皮从头到尾不断,薄得能透光,手艺比丫鬟还好。

就在这时候,门外传来敲门声。

不是叩门环,是用手掌拍门板的那种敲法——轻一下,重两下,像是敲门的人不确定自己该不该来,但又不得不来。秦楼放下梨去开门,跟门外的人低声说了几句话,然后拿着一封信回来,脸上的表情很奇怪。

“谁?”我问。

“码头那边托人送来的。”秦楼把信递给我,“周平写的。送信的人说周平不识字,这信是托码头账房先生代笔的,他口述。”

我接过信,信封是用最便宜的毛边纸糊的,上面的字歪歪扭扭,墨迹深浅不一,显然写信的人不常写字,每个字都用了很大的力气。我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页纸,内容很短——

“晏大人安好。周平不识字,请账房周先生代写此信。周平想跟大人说,他回去后把草席烧了,买了一张木板床。他娘的照片没有,他请人画了一张,挂在床头。大人说得对,他娘站在干地方了。周平还有一句话想问大人:那个布条,他想埋在爹的坟旁边,这样他娘就不孤单了。不知道行不行。周平敬上。”

我把信放下,对着烛火出了一会儿神。秦楼凑过来看了两眼,啧了一声:“这个周平,跟他娘倒是真亲。不过人死了三年了,还惦记着埋布条的事,也算难得。”

我没有接话。因为我知道他在惦记的不仅仅是布条——那是他娘留下的唯一遗物,是他攥在手里过了十年牢狱的东西,是把他的愧疚和思念拧成一根绳子的东西。他要把布条埋进爹的坟里,是想给娘一个归宿。他已经不再问“怎么抬起头”了,因为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把娘从水里接出来,在干地上给她安个家。

“大人,”秦楼忽然又开口,“今天已经是第六拨了。”

“什么第六拨?”

“您病倒这几天,除了周平的信,还来了五拨人。魏家娘子送了一篮子鸡蛋来,鸡蛋用稻草裹了三层,一路上一个都没碎,她放下就走,说怕打扰大人养病。苏晚送了一方手帕来,手帕上绣了一支红梅——不对,是一支红梅被雪压断了枝,只剩半截。”秦楼从一个竹篮里把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老太太送了一双布鞋来,鞋底纳了一百层,说大人办案走路多,鞋底磨得快。惠民堂老掌柜的儿子也来了一趟,送了一包药材,说是上等的天麻,真货。放下东西说了句‘替我跟苏姑娘说声对不住’就走了,脸涨得通红。”

我愣住了。惠民堂老掌柜的儿子,就是那个在茶楼朝苏晚泼茶、喊她“贼女”的人。

“人都是会变的。”秦楼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难得说了句深沉话,“有的人变好,有的人变坏,但大多数人是被人点了一下才会拐弯。”

我看着桌上堆的鸡蛋、手帕、布鞋、天麻,还有那张歪歪扭扭的代笔信,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从我接手千冤镜到现在,从来都是我看别人的因果,断别人的罪罚,站在公堂之上,隔着一张案桌,把惊堂木拍下去,恩怨两清。我以为那些被我判过的人走出大理寺之后,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可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那一声惊堂木的回音会传到很深很深的地方,传到破败的土坯房里,传到观涛茶楼的雅间里,传到葫芦巷最深处的破院子里,在那些地方继续震动,久久不散。

而那回音最终会折返回来,带着新的温度,回到我枕边。

第二日上午,我勉强能下地了,秦楼扶着我去了大理寺。病还没好利索,走快了就喘,官袍穿在身上总觉得比病前重了许多,压在肩上沉甸甸的。路上的衙役看见我都停下来行礼,眼神里有担忧,也有好奇——他们大概也在猜,这位晏大人接连走访四家旧案当事人,把自己走访出一场大病,到底查出了什么惊天冤屈。可我没有查出一桩冤案,四个案子都是铁案,凶手都认了罪,刑罚都合律合规。可我还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刚在值房坐下,还没来得及喝一口热茶,寺丞就抱着一摞文书进来了,脸色不太好看。

“大人,今早收到的。”他把文书放在我面前,退后一步,欲言又止。

“什么东西?”

“您自己看吧。”

我翻开最上面的一份。那是一张粗糙的麻纸,纸面毛毛糙糙的,摸上去能感觉到草茎硌手。上面的字迹很稚拙,一笔一划都像是用很大力气刻上去的,写的人显然没什么文化,但态度极其认真——

“草民周平,京城码头苦力,前永昌十二年偷窃案犯。大人重审此案,草民无冤可申。草民此请,不为翻案,只为问一件事:草民担了十年贼名,何时可以卸下?草民想堂堂正正走在街上,想堂堂正正找一份工。草民需要一个说法——还需要多少日子?”

我翻到第二份。字迹比周平的工整一些,是女人的笔迹,写在半张洗过的旧纸上,纸上还残留着皂角的痕迹——

“民妇魏门张氏,伤人物魏大勇之妻。大人前日驾临寒舍,问及案情,民妇已将所知尽数相告。今有一事相求,并非求减刑——我夫伤人,该当受罚。民妇所问者:三个孩子何时不必再躲着街坊走?丫头明年该上学堂了,她问民妇,能不能用别人不认得的名字去报名。民妇不知如何作答。求大人给个说法。”

第三份是苏晚写的,字迹娟秀,一笔簪花小楷,显然从小受过最好的教养——

“大理寺晏大人钧鉴:苏晚谨上。先父苏茂才罪有应得,苏晚从未置一词。然苏晚自谋生路两年有余,仍被人呼为‘贼女’。昨日惠民堂老掌柜之子忽至茶楼道歉,苏晚感激涕零,然一人道歉,百人仍在指摘。苏晚斗胆请问大人:罪人之女,需清白多少年,方可不再为罪人之女?苏晚不求宽免,只求一个期限。”

第四份是一张泛黄的烧纸,就是街上香烛铺里最便宜的那种祭奠用的烧纸,纸边已经卷起来了,上面的字却写得极其端正,一笔一划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

“老妇刘门赵氏,杀人犯刘大柱之母,年七十三。老妇叩请大人:吾儿已伏法,吾媳已入土。老妇在世之日无多,唯愿知——来世之事,可有定数?老妇不求大人改判,只求一个念想。若大人赐老妇一句话,老妇九泉之下,亦当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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