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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调解的失败1(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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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忽然开口,声音沙哑,“你的意思是,我儿子说那句话,是因为那只狗。那只狗咬鸡,是因为我娘那五两银子。我娘那五两银子,又是因为我爹在赌桌上做局骗人。一环扣一环,追到底——谁都没有错?”

“不对。”我摇头,“是追到底,谁都有份。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干净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全然的恶人。旧规则的账本是平的,前世欠了今世还,但还的方式它不管——它不管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会因为一句话活活气死,也不管你娘被宋货郎骗走五两银子之后那个冬天有多冷。账是平的,心不平。”

“心不平怎么办?”

“你问她。”

周大膀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把头仰起来,后脑勺抵着墙,望着天上被煤灰染成灰色的云。汗衫领口敞开了,锁骨上有一道陈年伤疤——被斧头劈的,劈柴时崩出来的木屑划过皮肤。这么多年他劈了无数柴,身上早就伤痕累累,不缺这一道。李婶的女儿死了之后,他身上又多了一道伤疤,这一道没人看得见,连他自己都未必知道它的存在。但他站在这里仰头望天的时候,他感觉到了。那道看不见的伤口在往外渗血,流出来的不是血,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闷痛。

“我去。”他拉开门。

李婶还坐在院门口,死鸡还在她脚边。不同的是,她身边多了那个年轻媳妇,怀里抱着孩子,正弯着腰在李婶耳边低声说着什么。李婶没有回应,只是直愣愣盯着对面的墙。儿媳抬起头,看见周大膀走出来,脸上闪过一丝紧张,下意识把孩子往怀里搂紧了。

周大膀在她面前站住。他低头看了一眼那只死鸡——沾了煤灰、沾了泥土、脖子扭成诡异角度、鸡冠已经发黑的死鸡。他蹲下来,伸出两只蒲扇般的大手,把死鸡捧了起来,轻轻放在自己膝上。

“李婶。”他的声音很不像他。不像是从这副膀大腰圆的身躯里发出来的,更像是从喉咙深处某个很久没用过的角落里挤出来的,“鸡,我赔。三只母鸡,算四钱银子。你女儿的事……”

他停顿了。攥着死鸡羽毛的指节一阵发白。

“你女儿的事,我家儿子说的话造的孽。他还小,这孽我替他担。你要打官司,我站着让你打。你要报官,我跟你去。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李婶的眼眶里涌出新的泪水,顺着已经干涸的旧泪痕往下淌,在下巴尖上汇成一颗浑浊的水珠。她的嘴唇翕动着,还没有说出话来,身边的儿媳先开了口。

“怎么办?”儿媳的声音又尖又颤,抱着孩子的手在发抖,“你说怎么办?人死了,你说怎么办?!你家儿子一句话骂死了我家小禾,你拿什么赔?拿你的黑心烂肺赔吗?”

孩子被母亲的声调吓哭了,哇的一声,整个巷子都被这哭声填满了。邻居们从各自的院门后面探出头来,有人叹气,有人交头接耳。巷口又围过来几个看热闹的过路人,把本来就窄的路堵得水泄不通。

我站在周家院门口,看着这个场面。事情正在脱离控制。

周大膀跪了下去。他跪在煤渣地上,煤渣硌进他的膝盖,他眉头都没皱一下。他把那只死鸡捧在手心里,像捧着一件被摔碎了的瓷器,仰头看着李婶和她儿媳,嘴唇在动——他在说什么,但声音被孩子的哭声盖住了,只有离他最近的人听得见。

“你们报官抓我吧。”

哭声忽然停了。孩子被吓得噎住了,打了个嗝,瞪着一双湿漉漉的眼睛看着跪在煤渣地上的大汉。

“小禾一条命,我儿子一条命。”周大膀一字一顿地说,“我把儿子交给衙门,该坐牢坐牢,该抵命抵命。我周大膀一个字也不多说。行吗?”

儿媳愣住了。她大概以为周大膀会继续耍横,或者最多跪一下做做样子。没想到他直接把自己的儿子交了出来——那个十六岁的少年,和他的狗一起,被推到了因果清算的前台。李婶从门槛上站了起来。

她站在那里,佝偻的背微微挺直了一些。沾着煤灰的脸上全是泪痕,但表情已经变了——不再是方才那种死灰般的木然,而是一种正在用力把什么东西从胸口拔出来的痛苦和清醒。

“你家狗咬死我三只鸡。”她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你儿子骂死我女儿。你拿一钱银子打发我,你还跟我说——你爱要不要,不要拉倒。”

她弯腰捡起脚边那块沾满煤灰的碎银子,放在掌心里掂了掂。一钱。在煤渣堆里滚了两天,银子的边角已经磨得发黑了。

“你跪在这里说要赔我四钱银子,说要把你儿子交给衙门。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吗?”她把那枚铜钱——不是碎银子,是一枚铜钱,从另一只手里翻出来——轻轻放在周大膀捧着的死鸡旁边,“你说赔多少就是多少,你说怎么赔就怎么赔。从头到尾都是你在说。我家小禾连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就没了。”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哭,是因为愤怒——积蓄了十天的、被煤灰一层一层盖住的、此刻终于裂开一条缝的愤怒。她向前迈了一步,煤渣在她脚下发出细碎的碎裂声。

“这位姑娘——”她忽然转头,指向我,“这个姑娘告诉我,你家狗咬我家鸡,是因为上辈子我爹欠了你家的债。你儿子骂死我女儿,是因为我家欠你家的还没还清。按这个说法,我家被你欺负是活该?”

我猛地摇头:“李婶,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她打断了我的话。这是我调停以来第一次被人打断话头——上一场是鸡狗纠纷,两个当事人从头听到尾,没有质疑过我。我以为所有人都会这样。我错了。

“你的意思是,我女儿死了,是因为我家祖上欠了债。”李婶的声音越来越亮,像一把被磨了太久终于磨穿的刀,“我家欠债我认,我爹欠钱我还。可小禾有什么错?她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连前世是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要替上辈子的债去死?”

她怀里的儿媳忽然抬起头。她一直在哭,眼眶红得快要滴血,但此刻她看向我的眼神不是悲伤,不是愤怒,而是比这两者都更可怕的东西——认出来了。

“是你。”儿媳的声音忽然变了调,变冷变硬变尖,像一块烧红的铁被投进了冰水里,“你是判死孟鹤堂的大人。”

孟鹤堂。这三个字像一把刀,从完全预料不到的方向捅进我的肋骨之间。孟鹤堂——那个第三面镜子的奸商洪有财的化名,被我在幻境里判了抄家流放的那个。她在幻境外看到了什么?孟鹤堂死了之后,阳间的人知道了什么?

“你判了他死罪,抄了他的家。我表姐是他媳妇,她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娘家,孩子天天哭着找爹。孟鹤堂骗了老人家的钱,该死,那你呢?你是阴间的官,你有权判人生死——你判的人就全都该死吗?”

我的嘴唇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我想说“我是判了他抄家流放,没有判死罪”,但话到嘴边就被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堵了回去——抄家流放和死罪,对于一个官员的家人来说,有区别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孩子没了爹,妻子没了丈夫。我的判决执行之后,洪有财的家人过得怎么样,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判完了就退出幻境,退出公堂,回到卧房的床榻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卯时天色。他们的痛苦不在镜子里,所以我看不见。

现在它来找我了。

“你有什么资格教我们怎么活?”儿媳把孩子往怀里搂得更紧,孩子的脸被压在她胸口,发出闷闷的哭声,“你站在高处,动动嘴皮子,就定人生死。你跟我们说因果,说什么前世今生,说什么‘选择权在自己手里’——你自己呢?孟鹤堂有没有选择?你给了他选择吗?”

我没有给他选择。洪有财被押上堂的时候,我连问都没问就拍了惊堂木。我的判决铁板钉钉,一字不改。那时候我还觉得这是正义。

李婶弯腰捡起那枚一钱银子的碎角,放在掌心里翻来覆去地看。煤灰嵌进了银子表面的纹路里,怎么擦都擦不干净。她的手掌粗糙得像一张砂纸,指缝里全是炭黑色素,那是浆洗了大半辈子攒下来的印记。

她忽然笑了一下。不是开心的笑,也不是讽刺的笑,是那种发现自己从头到尾都在做一件蠢事之后,自我解嘲的笑。

“调停?”她看着我说,“你是来调停的,还是来审判的?你说来说去,因果因果,前生债今世还。那我家小禾的命,是前世欠的还是今生欠的?我把你这话转给周大膀听,他跪下了。可我想要他跪吗?我想要我女儿活过来。这个,因果能不能还我?你不能。”

她把死鸡从地上捡起来,鸡身已经僵硬了,爪子蜷在肚子鸡塞进周大膀怀里——不是递,是塞——然后直起腰,转身朝院门走去。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这个你拿回去。鸡我不要了。官司我也不打了。小禾回不来,我打官司给谁看?”她的声音从院墙的另一侧传过来,隔着土坯和煤灰,闷闷的,像隔着一口薄棺材,“姑娘,你说你是来帮我的。我知道。可你帮不了。你的因果,我不要了。”

院门关上了。不是重重摔上的那种关门,而是轻轻的、缓缓的,像一个人把心里的窗户一扇一扇关上,不再往外看。儿媳抱着孩子跟在后面,经过我面前时停了一步。她的眼睫毛上还挂着泪水,但目光已经干了,干得像冬天的树枝,轻轻一碰就会折断。

“大人,”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听得见的声音说,“我表姐的孩子还在问——爹什么时候回来。我不说你的不是。但他们问的时候,我没办法替你说好话。”她顿了顿,“你要教我们怎么活。你先把你判过的那些人还回来。”

她走了。周大膀跪在地上,死鸡搁在他膝头,铜钱放在鸡旁边。他没有站起来,也没有看我,只是低着头,两只肩膀在微微发抖。刚才那一幕已经把僵局打破了,但破开的不是和解的口子,而是信任的口子。从今往后,这条巷子里没有人会再信一个陌生人蹲在院子里跟自己讲什么因果。因为我讲得再完整、再真切、再“这是旧规则的错”,在他们眼里都是——我判了孟鹤堂,还在这里教他们做人。

我转过身,推开周家院门,走进那条被煤灰染成灰色的小巷。碎银子硌在掌心,冰凉的,煤灰嵌在纹路里,怎么擦都擦不干净。黄昏的阳光被高墙切成一道一道的窄条,照在煤渣上,照在土坯墙的裂缝上,照在我沾了煤灰的鞋面上。我在这条巷子里站了很久,久到夕阳把影子拉成了一根细长的针,从巷尾一直延伸到巷口,末端刚好落在李婶家的门槛上。

她问了我两个问题。小禾有什么错?我给了孟鹤堂选择吗?

没有一个我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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