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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人证出现(二)(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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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查过。”他哽咽着说,“我用了两年时间,偷偷查了孟鹤堂经手的每一笔账、每一封信、每一份文书。那些棺材从京城运出去,目的地不只是镇北关,还有另外两个地方——西境的玉门戍,和南疆的苍梧城。三个方向,三个关口,三枚文牒,对应三条路线。每隔三个月发一次货,每次七口棺材,一年二十八口,六年就是一百六十八口。”

一百六十八口棺材。一百六十八个活人。

我翻开笔录,在这一行数字

“你说你是‘主动投案’。”我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审讯室的空气里,“但你手里有三枚通关文牒,这是铁证,你完全可以用它们来要挟孟鹤堂,或者卖给孟鹤堂的政敌,换取更大的利益。你为什么要来幽冥司?为什么要交给我?”

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如果他是真心悔过,他的回答应该围绕“良心”展开,但良心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模糊到可以用来掩盖很多其他的动机。如果他是受人指使,他的回答会过于流畅,像一篇背好的稿子。如果他是同谋——被派来混淆视线的同谋——他的回答里会出现一个词,“怕”。

我怕了。他一定会说这三个字。

“我怕了。”他说。

我等着他的下文。

“不是怕孟鹤堂杀我。”他补充道,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像是怕被什么人听见,“是怕那个没有脸的女人。她转过身之后,我的梦就变了。不再是她在井边哭,而是她在看着我。每一天晚上,每一个梦,她都站在那里看着我,没有脸,但我知道她在看。大人,您能想象吗?一个人没有眼睛,但你知道她在看你。她看的不是我的脸,她看的是我这里。”

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心口。

那个位置,和我身上印记的位置,一模一样。

审讯室里的空气忽然变得黏稠了。不是温度的变化,是某种更本质的东西在改变,像水的密度忽然增加了,呼吸变得费力,空气在鼻腔里流动的感觉从“气流”变成了“液体”。墙角的长明灯开始以一种不自然的频率闪烁,不是快慢交替,而是每三下正常的燃烧之后,紧接着一下短暂的、几乎察觉不到的熄灭,像有人在用一只无形的手快速地遮住又移开火焰。

我感觉到心口的印记在搏动。不是发热,是搏动,一下一下地,像一颗额外的心脏在我胸腔外面跳动着。它的节奏和长明灯闪烁的节奏完全一致——三下正常的、同步的心跳,然后一下短暂的停顿。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

“什么?”

“这个梦。这个没有脸的女人看着你心口的梦。”

管家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的脸色在油灯的光线下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灰白,嘴唇上那层薄薄的皮已经干裂了,渗出一丝暗红色的血。他似乎在犹豫,或者说,在回忆。回忆本身不应该让他犹豫这么久,除非他回忆的不是时间点,而是那个时间点上发生的某件他不愿意说出来的事。

“永宁十四年。”他终于说出了口,“六月。”

永宁十四年六月。那是第七名死者死亡的时间。那是前六桩命案已经结案、三个方士已经被斩、我父亲辞官离开京城的时间。那是我七岁那年在晏家祠堂里第一次见到无妄的时间。

那是我心口的印记第一次“发热”的时间。

我放下笔,合上笔录,站起身。

管家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茫然,有恐惧,还有一丝近乎恳求的东西。他交出了通关文牒,说出了孟鹤堂的秘密,把自己推到了悬崖边上。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他就是这桩案子里最重要的人证;如果他说的有假,他就是同谋,是孟鹤堂抛出来混淆视线的棋子。

但不管他是哪种,他刚才说的那句“永宁十四年,六月”,把我拉进了一个我一直在回避的方向。

这桩案子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它从十八年前就开始了,从我父亲接手又放弃的那桩旧案开始,从永宁十四年那七桩命案开始,从三个方士被斩、真相被焚毁、我父亲带着一个秘密离开京城开始。孟鹤堂只是这条链子上的一环,甚至可能不是最核心的那一环。

因为那个没有脸的女人,出现在永宁十四年六月的梦里,出现在管家的梦里,出现在永宁十四年第四名死者的梦里,也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做过那个梦。十二岁那年在晏家祠堂,我见到无妄的前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口井,井边站着一个白衣女人,背对着我。她在哭。我想走过去,脚迈不动。她哭了很久,然后转过身来。

她的脸上不是没有五官。

她的脸上长着我的五官。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件事,包括无妄。因为我不确定那到底是梦,还是某种更早的、被我遗忘的记忆。晏家的血脉里有什么东西,在心口的印记底下沉睡了不知多少代,而永宁十四年六月,它开始苏醒了。不是因为那七桩命案,不是因为那三个方士,不是因为任何外部的事件。它苏醒的原因,是我出生了。

我走到审讯室门口,拉开门,对守在门外的狱卒说了一句话:“把他带下去,单独关押,不许任何人探视。送饭的只能从门下的翻板递进去,不许开门。”

狱卒领命进去了。我站在走廊里,听着铁门在身后关上的声音,听着缚灵索解开又系紧的声音,听着管家被带走的脚步声渐渐远去。走廊尽头的油灯只点了一盏,光线昏暗到只能勉强看清脚下的路,墙壁上的水珠在缓慢地渗出来,顺着石缝往下淌,在地上汇成一条细细的、发亮的水线。

我沿着走廊往前走,经过第三间牢房的时候停下了脚步。

不是因为牢房里有什么动静,是因为牢房门口的地面上有一个印记。不是脚印,不是水渍,是那种我越来越熟悉的、银白色的光痕,浅浅地嵌在青石板的表面,像月光被凝固在了石头上。光痕的形状是一行字,歪歪扭扭的,像是有人用食指在地上一笔一划写出来的。

“新官,你以为是人证出现,其实是鱼饵入水。”

我蹲下来,伸手去触碰那行字。指尖碰到石板的瞬间,光痕像受惊的虫子一样猛地收缩了一下,然后迅速扩散开来,化作无数细小的光点,飘浮在走廊的空气中。光点在我面前盘旋了大约两息的时间,然后聚拢成一个箭头,指向走廊更深处——幽冥司地牢的第四层。

第四层不关押活人。

我站直身体,看着那些光点组成的箭头在空气中缓慢地旋转,像是在催促,又像是在警告。我知道无妄不会出现,他上次说了那些话之后就消失了,消失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彻底。但他留下了这行字,说明他还是在看,还是在关注,只是他不愿意再以真面目出现在我面前了。

“鱼饵入水。”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管家不是来帮我的,他是来钓我的。不是他主动要来,是有人让他来。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鱼饵,也许他知道但别无选择,也许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但“真话”本身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孟鹤堂不是傻子,他不可能不知道管家在查他,不可能不知道管家偷了通关文牒,不可能放任一个知道自己秘密的人在大理寺门口敲响鸣冤鼓。

除非,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我转身往回走,回到审讯室,重新翻开桌上的笔录。管家的证词写在纸上,一行一行,工工整整,每一个字都是我亲手写下的。我重新读了一遍,这次不是读内容,而是读内容之间的缝隙——那些他没有说、我不小心忽略了的东西。

他提到了棺材,提到了通关文牒,提到了贺兰崇的私印,提到了三个边关,提到了每年二十八口棺材,提到了六年一百六十八个人。他说了数字,说了时间,说了地点,说了方式。但他没有说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孟鹤堂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个户部侍郎,正四品的官,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活人装进棺材运往边关,持续六年,涉及一百六十八人。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背后一定有更大的势力、更深的目的、更不可告人的真相。管家没有提到这个,不是因为他忘了,而是因为他不知道。他只是一个管家,他能接触到的东西有限,他能看见的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小部分。

但孟鹤堂让他来投案,恰恰是因为他知道得“有限”。他知道的足够多,多到能引起幽冥司的重视,多到能让我亲自审讯;他知道的又不够多,多到不会触及真正的秘密,多到不会让孟鹤堂担心他泄露什么致命的东西。

他是完美的鱼饵。

我合上笔录,吹灭了油灯。审讯室陷入彻底的黑暗,连墙角的长明灯也不知什么时候熄了。我站在黑暗中,心口的印记在发烫,烫到隔着衣料都能看见一丝微弱的光——暗红色的、像炭火余烬一样的光。那光芒很弱,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但在完全的黑暗中,它足以照亮我胸前一小片空气。

我低头看着那片光。

光在我的心口上勾勒出印记的形状,那些繁复的、古老的线条在黑暗中一明一暗地闪烁着,像某种失传已久的文字在被一遍一遍地诵读。我看着它,忽然觉得它不是印记,不是胎记,不是晏家的家徽。它是一个问题,一个被刻在我身体上的、等待被解答的问题。而管家的出现,是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答案。

只是这个答案,是用鱼饵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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