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4章 你可以争取从轻(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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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川没有回复邮件里那句“谁最怕补件表留下来”。
他先把邮件原始文件转给律师,保留邮件头、收件时间和服务器路径,又让对方起草一份书面答复。上午十点,回复只有三条:家属信息可以依法隔离;人身风险可以申请保护;任何人都无权私下承诺免除责任。
最后一行,林川亲自加上了一句话。
“如果你愿意如实说明、主动交付材料并配合核验,可以依法争取从轻,但结果不由我决定。”
邮件发出不到五分钟,周启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从轻和免责有什么区别?”他的声音比昨天更哑,“对你们来说,不就是换个说法?”
“区别是,免责由我私下开价,从轻由办案机关根据事实决定。”林川说,“前者我做不到,后者我可以把你的主动配合、材料来源和家属风险完整记录下来,交给有权处理的人。”
“要是他们不认呢?”
“那也不能拿一句假保证骗你交材料。”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只剩保温杯盖被反复拧动的轻响。
周启明提出下午再见,地点仍在活动中心,但要求律师先把“从轻”的路径写清楚。林川没有让律师列结果,只列程序:自愿陈述、材料交接、来源说明、主动纠正或补充历史记录、申请家属信息保护,以及由有权机关判断是否构成立功、坦白或其他从轻情节。每一项后面都写着同一句——不承诺结论。
下午,活动室的百叶窗全部拉上。工作人员在门外登记来访,桌上多了一台律师带来的离线扫描仪和两个封存袋。
周启明没急着拿文件袋,而是把那份程序说明从头看了两遍。
“我女儿的店呢?”他问。
律师把另一份保密清单推过去:“不写店名,不记录住址,不联系学校。家属身份先用编号代替。若材料以后必须依法提交,我们会同时递交信息隔离和保护申请,但是否批准、保护到什么程度,由受理机关决定。”
“你们也不告诉记者?”
“未经你和家属同意,不向媒体提供可识别信息。”林川回答,“苏清月也不会接触这份材料,除非以后取得合法授权。”
周启明抬头看他:“那你要我承认什么?”
“不是我要什么。”林川说,“你只说亲手做过的、亲眼见过的。记不清就写记不清,听别人转达的就写转达。别替我们证明赵家,也别替自己洗干净。”
这句话让老人的脸色一下难看起来。他握着布包,指关节发白。
“当年的结论,是我改的。”
律师没有追问,先打开空白记录页:“哪一部分?”
“第一次贷后复核,我写的是‘验收延期,回款来源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建议暂缓调整授信’。”周启明盯着纸面,“后来主管让我改成‘风险可控,等待验收’,说上面已经协调好,别把一个正常补件写成风险事件。”
“主管姓名可以核验吗?”
“可以。但他说的‘上面’是谁,我没见到,也不能证明。”
“你当时知道云盛会终止合同吗?”林川问。
周启明摇头:“不知道。我只知道补件一直不齐,催得却很急。等终止函送到,我去问为什么前几天还要写风险可控,主管让我把原复核底稿收回来,别留两套意见。”
“你交回去了?”
“正式底稿交了。”他手掌压住布包,“我留了一份复写件,还把两次修改的时间记进工作本。后来重新核查、停授信、宣布贷款提前到期,我都参与过流程。”
活动室里静了下来。
林川终于明白周启明为什么执着于“全部免责”。他不只是听见过一句话,而是亲手改过风险结论,又参与了后续收贷。即便他不是决定者,也不可能站在事实之外。
“如果我交出来,会不会被当成共犯?”周启明问。
“我不能替任何机关定性。”律师说,“但隐瞒、销毁、伪造和主动说明、保留原始材料,是完全不同的行为。你有权先接受独立法律咨询,也有权拒绝回答可能使自己承担责任的问题。”
“可你们的律师是林川请的。”
“所以我不能替你辩护。”律师递给他一张法律援助和值班律师渠道清单,“你可以找自己的律师。今天即使什么都不交,这张清单也可以带走。”
周启明看着那张纸,许久没说话。他原以为林川急着拿资料,就会在最后一步松口;现在摆在面前的,却是一条没有安全答案、但每一步都留痕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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