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拐杖(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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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涛把绷带解下来。医生弯腰检查了一遍缝合线,用棉签轻轻按压伤口周围的皮肤,问了句疼不疼,陈涛说还好。医生直起身,在病历板上写了几行字。
“恢复得还行。但你是不是没好好休息?”
“有点忙。”
“忙也要休息。腿抬高,少承重。”
“能开一副拐杖吗?”
医生看了他一眼,没再多说,在处方单上写了几行字,撕下来递给他。陈涛接过处方,道了声谢。药房旁边就是医疗器材部。他把处方递过去,店员从货架上拿下一副铝制腋下拐杖,高度可调。
他试了试高度,把腋托调到合适的位置,撑起来走了两步。铝管撞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笃笃声。右腿悬空,重量全压在左腿和腋下,伤口的灼热感立刻减轻了不少。他把拐杖夹在腋下,走出医院大门。
去机场的出租车开得很慢。他把拐杖横放在后座上,靠着车窗看外面的街景。皇后区的红砖公寓和高架轨道在车窗外交替出现,阳光从高架轨道的缝隙里漏下来,在他膝盖上一明一灭。伤口在拐杖的帮助下已经没那么疼了,但身体里还有另一种疲惫——从货轮回来之后神经一直紧绷着。
肯尼迪机场。他付了车费,撑着拐杖走进航站楼。自动门滑开,值机柜台前排着长队,他站在队尾,拐杖在地板上轻轻敲着。前面一个穿粉色运动服的老太太回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拐杖上停了一下,又转回去。安检时拐杖过了X光机,他单脚跳着过了金属探测门,安检员把拐杖递还给他,说了句“旅途愉快”——语气里带着那种对伤残人士特有的过度友善。陈涛接过拐杖,说谢谢。
登机口前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停机坪上,一架737正在被牵引车推离登机口,黄色警示灯一明一灭。他把拐杖靠在座位旁边,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张折好的便签纸。四个名字,一个被划掉。他看了很久,然后把便签纸折好放回口袋。
广播里开始播报登机通知。他撑着拐杖站起来,汇入登机的队伍。
飞机起飞时,曼哈顿的天际线从舷窗外缓缓滑过。那些玻璃幕墙在晨光里泛着淡金色的光。他看了片刻,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洛杉矶。辛力加。他把这两个词在脑子里来回掂量。西部州长协会的年度峰会正在洛杉矶召开,主题是次贷危机对地方财政的冲击。辛力加是东道主,忙着跟各州州长讨论养老基金和市政债券的风险敞口。这些陈涛帮不了他——至少这次帮不了。他来洛杉矶也不是为了帮辛力加开好这场峰会。
雷曼会倒。福尔德之前还在做梦,以为靠“先知”能翻盘,但现在先知已经没了,前天晚上他亲手从雷曼金库里拔走的。没有先知,雷曼的次贷敞口在市场眼里就只是一堆没人接盘的废纸。福尔德输定了。
问题是雷曼倒下之后。他记得伊拉克的教训——荒诞的结果。灯塔的应急方案永远比破壁人的速度快一步。雷曼倒了,备用航标就会启动——应急方案里列好的那些替代技术和转移路线,联邦储备系统的流动性工具、财政部的救助计划、华尔街其他投行的接盘动作——这些都会在第一时间自动运转,把雷曼倒塌的冲击控制在灯塔兜得住的范围内。
他不能让这种应急方案运转下去。他要把雷曼的倒塌变成一把锤子,砸穿灯塔在金融维度的防线。但锤子本身不够——雷曼的破产只是一个节点,真正能让风暴扩散到应急方案兜不住的地步的,是加州的杠杆,是席卷整个华尔街的次贷危机。辛力加手里有养老基金,有市政债券,有州级财政工具——如果能在雷曼倒塌之前部署到位,在风暴中主动做空、率先冻结与雷曼相关的市政债券交易、公开质疑华尔街的信用评级体系,恐慌就不会只局限在纽约,会瞬间扩散到全美所有持有类似风险敞口的州级财政基金。那就不再是一家投行的倒闭,而是一场信仰危机。
但辛力加愿不愿意这么做,取决于一件事——他是不是灯塔的人。
陈涛想起金门海边那场筹款晚宴。辛力加端着香槟站在他旁边,海面上暗红色的旋转光一圈又一圈地亮着。旁边那个老钱家族的宾客跟他们讲灯塔和守塔人的故事——老派家族,一代人建一座灯塔,三代人守一座灯塔,等不需要守了,灯塔就成了符号。他问什么符号。那个男人笑了笑说,方向,希望,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辛力加从头到尾没有说话。
陈涛在那天晚上没有注意到辛力加的沉默。他在想着怎么扳倒科恩,怎么从老钱家族的代理人手里抢下这场选举。但现在他回想起来——辛力加没有接那句话。一个快六十岁的男人,正在参加竞选,站在自己筹款晚宴的海边,听着支持他的老钱家族宾客高谈阔论灯塔的意义——他什么都没说。这不正常。
除非——他在等。等有人告诉他,那座灯塔到底是什么。或者等有人告诉他,那座灯塔只是他的对手。
但这一切还只是猜测。
空乘推着饮料车过来,问他要什么。他要了一杯水,喝了一口,把杯子放在小桌板上。窗外云层翻滚,云是白的,天是蓝的,阳光从云缝里漏下去,在地面投下巨大的阴影,缓慢移动。
洛杉矶之行不是来叙旧的。他要告诉辛力加雷曼背后有一个跨领域霸权项目代号叫Lighthoe,他的前任科恩——可能也是这个项目的参与者。然后用那个灯塔故事来试探:你还记得吗?你当时没有回答。现在,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他不知道辛力加会怎么回答。他只知道,答案决定了这场风暴能不能找到唯一的政治支点。
飞机开始下降时,他睁开眼。舷窗外,洛杉矶的郊区在午后阳光下铺展开来,棕榈树和高速公路交织成一张杂乱无章的网。他把小桌板上的空杯子递给空乘,系紧安全带。轮胎擦过跑道,机身猛地一震。
他撑着拐杖走出到达厅。铝管撞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清脆的笃笃声,在航站楼嘈杂的人声中格外突兀。洛杉矶午后的阳光从玻璃穹顶倾泻下来,刺得他眯起眼睛。接机人群挤在出口栏杆外,举着写满姓名的纸牌,有人抱着花,有人低头看手机。他扫了一眼,然后看到了那个人。
一个穿深色西装的男人站在人群最前排,手里拿着一杯还没喝过的咖啡。鬓角有些白发,比五年前老了一些,细框眼镜后面的眼神还是那种清醒的、看透了很多东西的样子。他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包上印着加州州长办公室的徽标。
在他身边,接机的人群不断变换位置,有人喊着“here!here!”,有人举着手机拍照,但那个男人只是站在那里,目光落在陈涛的拐杖上,手指在咖啡杯沿微微地收紧了一下。
陈涛撑着拐杖走过去。那个人把咖啡换到左手,往前迎了两步。
“林律师。好久不见。”
“李先生。”林济铭看着他腋下的拐杖,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觉得不用说。“车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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