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1章 公开信:"我仍未完全同意他们,但我已开始读他们的书"(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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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信出现在《京华简报》副刊上的时候,没有标题,没有编者按,只在文章开头用稍大一号的字印了一行字:致国子监诸同僚书。落款是沈文翰,国子监五经博士,在监中教授《春秋》已有十五年。
沈文翰不是那种会主动站到风口浪尖上的人。五经博士的职位不算高,在国子监里排在中游,既不在决策层也不在边缘,平时不常出现在朝堂的公开讨论中。他写这封信的原因,据他自己在信中所说,是因为近月读了一本书,那本书翻来覆去读了四遍,读到第四遍的时候,他决定把一些想法写下来。
信的开头第一段是这么写的:同僚中有知我者,当知我素不喜新学之说。钱氏《新学通论》初刊之日,我未曾购,未曾借,未曾问人借阅。有人提及此书,我多以二字应之。此非偏见,乃是守旧。旧物未读完,不敢轻言新物之优劣。
他写到第二段的时候,语气温和地转向了自己的转变:然上月有人将一本《新学通论》置于我案头,我本欲还之,不知为何搁下了。某夜无事,翻开一页,未料竟翻至天明。次日又翻,此后数日,每日皆有新得。我如今仍未完全同意钱先生所言,其中若干论断我仍有保留,但有一点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许多话,是我过去从未想过的问题。
信的中间部分列了几条他读后所受的触动:其一,实务不可废。过去我视实务为吏员之事,君子不必深究。然钱氏以字贯穿实务之中,使实务亦有了理据。这个理据未必完备,但确是一条可以继续走下去的路径。其二,经义不可独撑天下。经义讲的是应当如何,实务讲的是如何做到。若不知如何做到,则应当如何终成空谈。其三,读书不可只读一家。我读《春秋》多年,自觉已有所得。然此书所涉及的视野广度提醒我,只读一家之书所得之见终究有限——我在自己的领域里站得太久,忘了围墙外还有人在种别的东西。
结尾的部分他写得很克制,没有呼吁任何人跟他一样转变立场,只做了一个个人声明:我仍未完全同意他们。但我已开始读他们的书。或许有人视此为退让,我却视此为前进。读完了,再决定同不同意,比未读便反对更对得起读了一辈子书的人。
这封信在《京华简报》副刊刊出之后,国子监值房那边最先有了反应。当天下午,有人在公告栏旁边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沈博士的信我读了三遍。我也开始读了。纸条没有署名。第二天那张纸条旁边又多了一张:读完第一章,暂时还不同意。但会继续读下去。
第三天,值房的茶桌上有人放了一本《新学通论》,翻开到序言那一页,页边用铅笔写了一行批注:沈文翰这封信比我想象的诚恳。一个教习路过时看了一眼那行批注,没有留下任何回应。当他走过回廊时,他注意到沈文翰正从对面的走廊尽头走来,两人隔着院子互相点了一下头,没有停下交谈,各自走过了对方身侧。
国子监之外的回应来得更直接。刘掌柜书铺的账本在信件见报之后的三天内多了一百多笔《新学通论》的销售记录,其中有不少是国子监的地址。有学生一次买三本,说是替先生带的,先生说想看看这本让沈博士翻了一夜的书到底写了什么。还有一个穿旧青衫的人进门之后什么也没说,放下六文钱拿走一本,走到门口才回头问了一句:沈文翰那封信,你们还有存底吗?刘掌柜说报纸上还有,那人点了点头走了,没有买第二本,像是在确认它是否还会继续出现。
当天夜里,周汝弼值房的灯亮到很晚。沈文翰的信被抄了一份放在他桌上,旁边放着一本《新学通论》。他批完最后一本课业之后,把那封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到未读便反对更对不起读了一辈子书的人这一句时,他停了一下,把信纸放在桌上。他没有批注,没有写回信,没有把书放回书架,也没有把它合上。他只是坐了一会儿,然后拿起那本《新学通论》翻到第一章,读了一页。那一页的页角被折了一个小角——不是故意折的,像是翻页时手没有完全拿稳,在页缘留下了一道浅痕,随后被按平了。
而那封信在三天之内被多家报纸转载,有人摘录了其中一段单独印成小页分发,小页的标题只有三个字:我已读。这三个字比信本身更短,却比它更频繁地出现在各处茶桌和书铺的桌面上,像是有人在用最少的笔画向周围的人确认——自己也正在翻开同一本书。
三天之后的傍晚,一个穿着半旧灰袍的人走进国子监大门,在值房门口停了一下,把一封信从门缝里塞了进去。信封上写着沈文翰先生启六个字,没有署名,里面只有一页纸,纸上写了一句话:你写的读完了再决定同不同意,我正在试。沈文翰收到信之后没有回信。他把信纸折好放进了书架上那本《新学通论》的扉页夹层里,然后重新合上了书。当天夜里,那封信的回复陆续出现在各处,其中一条没有署名,落在琉璃厂墙根下一个卖旧书的摊位旁边,被人捡起来夹进了一本待售的书中。那页纸上的墨迹已经干了,字迹稳定,像是翻折时被反复压平过多次,已经习惯了保持平整——但它还没有被写满,底部还留着足够容纳三行新字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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