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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6章 方案引发新一轮大讨论:公平还是分化(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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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卷取士方案进入公开讨论之后,京城的舆论场从“两派对骂”升级成了“四方混战”。原先的崇实派与守经派各自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有人支持分卷、有人反对分卷,有人支持但要求修改细则,有人反对但认为方向没错。阵营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像是一条原本清晰的分界线被风吹散了,碎片散落到各处重新组合。

汇文堂的王掌柜在第七天做了一个统计,他把自己店里的报纸销量和读者的购买偏好粗略地看了一遍,然后对伙计说:“前两个月,买崇实派报纸的人只买崇实派,买守经派报纸的人只买守经派。这个月开始有人两边都买了。不是因为他们不站队了,是因为他们想知道对方在争论中说了什么——好在自己说话的时候更有针对性。吵架的人也在升级,开始做功课了。”

伙计问:“那中间派呢?”

“中间派的人本来就不多。他们买了报纸也是两边都看,但看完了还是不说话。”

“不说话的人,是还没想好,还是不想说?”

王掌柜想了想:“可能是不想站队,也可能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还没想好。”

这场大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一个核心问题上:分卷取士,究竟是在扩大公平,还是在制造新的分化?

支持分卷的一方认为,允许考生根据自身条件和特长选择侧重方向,是对不同地域、不同教育资源背景的考生的一种公平回应。江南的考生可以选格物和实务,西北的考生可以选经义,各有各的路可走,不再被迫在同一条跑道上用同一双鞋跑完整个赛程。贵州那位曾经赶了七十三天路的杨同知,在一封给京中朋友的信中写道:“分卷取士若行,贵州学子至少可以把自己擅长的经义权重调到五成以上,不必在格物科上用自己不熟悉的尺子去丈量别人做了几十年的题目。”

反对分卷的一方认为,分卷取士表面上是给考生更多选择,实际上是默认了“不同的人应该走不同的路”这个前提。一旦这个前提被写进制度,它就会反过来强化“经义是给西北人学的,实务和格物是给江南人学的”这种地区刻板印象。等于朝廷在用制度承认教育不均衡的现状,并且让它合法化。翰林院一位编修在私信中写道:“分卷取士不是解决不均衡,是包装不均衡。包装得再好看,里面装的东西没有变。”

茶楼里的一次讨论中,有人把这两种观点比作“两把尺子”:“一边说分卷是给不同的脚配不同的鞋,一边说分卷是让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两个说法都对,但重点不一样。一个在说起点,一个在说终点。”

讨论持续了将近半个月,从京城蔓延到各省会、府县、甚至一些偏远的县学。有人把方案抄在纸上贴在县学门口的墙上,让路过的学子自己看、自己评;有人在书铺里连续买了三天的报纸,把不同观点剪下来贴成一册,像是要做一份自己的“分卷取士全记录”;也有人在给朋友的信中反复讨论同一个问题,像是要在落笔之前确认自己的立场是否经得起推敲。

舆论场上没有人能说服所有人,但讨论本身已经开始带来一些潜移默化的转变。原先只读经义的人开始关注实务,原先只谈实务的人开始翻阅格物入门,原先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至少会问一句“最近在吵什么”。如果分卷方案本身引发了分化,那讨论的过程又把分化者重新引入了同一片空地。

通政司当月收到的关于科举改革的各类上书、联名、建议、批评、赞成、质疑,加起来已经超过三十份。通政使把这些信按日期归档时,发现前后的语气有明显的变化——最早的信件措辞激烈,像要证明某个方案对错;最近的几封信措辞趋于温和,即使反对也表示“可议”“可行但需修正”,而不是“不可行”。这说明持续的讨论正在帮助各方形成一种共识,即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选拔更公平,而不是让某一方压倒另一方。在争论的边缘,一种新的对话方式正在形成。

当天夜里,暖阁里的灯还亮着。陈默坐在灯下翻看那三十多份文书的摘要,看到一半时停下来,像是要确认某件事的顺序。他伸手拿起钱谦益那封“三科并重”的建议信,又拿起礼部起草的分卷方案补充说明,对比着看了一遍,然后合上卷宗放在一旁。窗外夜色已深,京城各处的讨论声逐渐低落下去,茶楼的灯熄了,书铺的门板合上了,值房里的烛火被先后吹熄。但那些还没有被归档的声音仍然在暗处持续着,像是火堆熄灭后余烬里的火星,被风吹一下又亮一下,只是还没有人能看清它什么时候会再次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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