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6章 炮口下的契约(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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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六,巴达维亚总督府。
科恩将那份辗转送抵的《大员租借暂行约》抄本狠狠摔在地上,犹不解恨,一脚踹翻了身侧的黄铜地球仪。球仪骨碌碌滚过瓷砖地面,撞碎在墙角,世界四分五裂,非洲压在亚洲身上。
“投降!范·迪门这个懦夫!蠢猪!荷兰的耻辱!”
他的咆哮穿透厚重橡木门,候见厅里的军官们噤若寒蝉。范·迪门(参赞)垂首站在三米外,额角冷汗涔涔,一声不敢吭。
“二十一年!”科恩竖起两根手指,关节泛白,“范·迪门——他的同族,我派去镇守台湾的亲信——一炮未发,就把热兰遮城交出去了!悬挂大明龙旗!拆除炮台!缴纳地租!他以为他在做什么?做生意吗!”
范·迪门(参赞)艰难开口:“总督阁下,台湾守军仅二百余人,战舰五艘。明军主力二十三艘,新式炮舰八艘,且围而不攻、以逸待劳。范·迪门守备若拒约,城堡能守多久?巴达维亚的援军……”
“援军!”科恩猛地转身,目光如淬冰,“你是在提醒我,我的舰队在澎湖被几艘‘不明海盗船’伏击,被迫返港整补,导致台湾孤立无援、被迫投降——这是我的错?”
范·迪门(参赞)深深埋下头:“卑职不敢。”
不敢,但话已出口。
科恩像一头困兽般在室内踱步。窗外棕榈树仍在慵懒摇晃,仿佛对这个遥远前哨的沦陷无动于衷。他忽然站定,死死盯着那份摊在桌上的抄本。
“第二条……”他逐字念出,荷兰语发音像咬碎石子,“‘荷兰东印度公司承认大明对台湾全岛之主权;大明授予荷兰有限贸易权,指定大员港为合法通商口岸。’”
他抬头,眼中是纯粹的、不加掩饰的恨意。
“主权。他们用这个词。他们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三日后,总督府地下室。
这里原是香料仓库,阴冷、潮湿,空气里永远弥漫着胡椒与鲜血混合的奇异气味。如今改作了临时审讯室。
案板后面坐着的不是科恩——他仍不愿亲自“降尊”审问一个败军之将的使者。主审是范·迪门(参赞),陪审是三名资深商务员。
对面,是郑芝龙派来送交合约正本及首年租金的使者。
使者很年轻,二十出头,肤色黝黑,十指粗糙,一看便是水手出身。他从头到尾没有报姓名,只说:“郑将军遣某送信,某便送信。余事不知。”
荷兰人已搜过他的身。除了合约文书、一万两银元的汇票、一封郑芝龙的亲笔信,只有腰间一枚系着红绳的龙元——当兵的饷银,没什么特别。
“郑芝龙的信。”范·迪门(参赞)将翻译好的内容拍在桌上,“‘望贵公司以信义为本,遵守合约。五年后若续约顺利,大员可成南海第一良港,于贵我两利。’”
他盯着年轻使者:“他凭什么以为,我们被这样羞辱之后,还会跟他‘续约’?”
年轻使者抬起眼皮,静静看着他。
那目光很平静,没有恐惧,没有傲慢,甚至没有愤怒。像在看一堵墙、一棵树、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
“将军说,”使者开口,声音沙哑,“贵国若不守约,我国便不守约。不守约的后果,澎湖东南那片海,贵国舰队已经领教过了。”
范·迪门(参赞)脸色骤变。
那是科恩心中最深的刺——澎湖外海那场“遭遇不明海盗袭击”的伏击。十二艘主力舰,完好无损返航的不足半数。“奥兰治号”至今还在船坞修补侧舷那个巨大的窟窿。
“那是……那是你们预设的陷阱!”陪审商务员拍案而起,“你们早就在那里埋伏!你们与周晏合谋,诱骗总督出兵!这是欺诈!是背信弃义!”
年轻使者眨眨眼,似乎不太理解这位荷兰人在激动什么。
“陷阱?”他重复这个词,语气平淡,“周晏是谁,某不知。某只知道,将军说:海上的规矩,跟陆上不一样。陆上输了能求和,海上输了就沉底。澎湖那场,贵国舰队没沉,是将军手下留情。”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也是陛下说,还没到让你们沉的时候。”
审讯室寂静如坟。
范·迪门(参赞)忽然感到一阵深入骨髓的寒意。不是因为这位年轻使者平静如水的残忍,而是因为他话里那种理所当然——
“还没到让你们沉的时候”。
他们对自己的胜利毫不怀疑。他们只是在等。等一个更好的时机,一个更堂皇的理由,或者——一个更昂贵的价码。
十一月初廿一,总督府地下室的烛火彻夜未熄。
科恩终于“屈尊”亲临审讯室。他屏退所有人,只留范·迪门(参赞)记录,与年轻使者隔案对坐。
“你叫什么名字?”
使者沉默。
“郑芝龙给了你什么,值得你这样卖命?”
使者依然沉默。他望着科恩身后墙上那幅巨大的远东地图,望着地图上那个被荷兰人标注为“福尔摩沙”、如今却已被朱笔圈成红色的岛屿,一言不发。
科恩忽然笑了,笑容里满是狠戾与疲惫。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们那个皇帝,给郑芝龙画了一张大饼。台湾特许经营,五年专营权,世袭海军提督……好大的饼。”他顿了顿,“可你有没有想过,五年后呢?皇帝说续约就续约?万一哪天换个皇帝,万一朝中那些禁海派占了上风,郑芝龙的饼还能不能吃到嘴里?”
年轻使者的睫毛微微一颤。
科恩捕捉到这个细微的变化,身体前倾:“你回去告诉郑芝龙——荷兰东印度公司,愿意承认这份合约。大员港,我们租;大明龙旗,我们悬;关税地租,我们缴。但有一条,合约里必须加上‘最惠国待遇’条款。”
他从案下抽出一张纸,上面是范·迪门(参赞)连夜起草的补充条款草案: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之贸易地位、关税税率、司法管辖等权利,不得低于此后任何与大明签订商约之他国。”
科恩将草案推到使者面前:“告诉他,若肯加这一条,这约我们认。若不肯加——”
他没有说完,但话里的威胁已足够清晰。
年轻使者低头,借着昏暗烛光读完这一行荷兰文、中文并书的补充条款。
他没有立刻回答。
良久,他抬起头,望着科恩:
“大人,郑将军遣某来时,还有一句话。”
科恩眯眼:“说。”
“将军说:科恩总督若认输,就不会只提‘最惠国’。”使者一字一顿,“他还会要您开出他拒绝不了的条件,以此向公司交代——他不是输给明军,是谈成了一笔好生意。”
科恩的瞳孔骤然收缩。
那年轻黝黑的水手——此刻他眼中的平静终于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锋利的、沉甸甸的东西。那不是使者,那是郑芝龙的刀,被郑芝龙亲手打磨过,出鞘无声,见血封喉。
“所以,”使者静静看着他,“大人,您的价码,可以开了。”
十一月初廿五,巴达维亚外港。
同一片码头,同一片海风。十二天前,科恩在此送别周晏;十二天后,他送别的是一份附加条款的草稿,和那位从头到尾没有报过姓名的年轻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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