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章 质询(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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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说,只有当弱者不再开口,才算是‘和谐’?”
三秒后,掌声从观众席后排最先响起。
随即如潮水般涌过整个阶梯教室。
滕絮冬垂下眼,手指在桌下缓缓松开。
主席连敲了两下话筒,才让声音重新压过场内的声浪。
“感谢双方辩手的精彩表现——
滕絮冬深吸一口气,站了起来,“谢谢主席。”
“在刚刚的辩论中,我方三辩已经清晰地请对方辩友指出:所谓的‘尺子不准’,究竟是一份成文的法规,还是一份可量化的统计?”
“对方回答了一些生动的个案,但个案永远无法替代整体!”
“我方从未否认现实中有阴影,但阴影的存在不能遮蔽阳光。”
“对方反复强调‘违法成本低’,却回避了我国近年来在劳动监察、公益诉讼、妇联介入等领域的持续加码。”
“对方强调‘评价权在男性’,却无视了女性在立法、司法、行政管理中占比的逐年攀升。”
“定义权不是固化不变的,它正在被一代代人的努力重新书写。”
“更关键的是,对方把一个‘渐进的过程’曲解为‘麻醉的过程’。”
滕絮冬的眼神坚定,“我方说‘需要时间’,不等于‘无限等待’!”
“我们支持加快修法、加重罚则、完善托育和养老配套,这些具体路径我方随时可以展开。”
“但对方只给出一句‘尺子不准’,却不告诉我们该怎么造一把新尺子。否定是容易的,建设才是困难的。”
“如果只破不立,那这把‘新尺子’也不过是另一种情绪的发泄口。”
“因此,我方重申:进步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要做的是修补不平,而非全盘翻桌。谢谢。”
姜初欢接着站了起来,双手撑住桌沿,声音清晰而坚定,“谢谢主席。”
“对方质询时反复要我方举‘制度性例子’,好,那我就把刚才问过的问题再强调一次——”
“《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二条写明‘责令改正,处以罚款’,可罚金上限不过五万元。”
“而一名育龄女性员工的潜在生育成本、培训成本、晋升延误成本……”
“企业核算下来少则十几万,多则上百万。”
“当法律的惩戒只是一张‘过路费发票’,法律就成了强者的护身符,而非弱者的盾牌。”
“对方说‘女性在立法机构占比上升’,可我问一句:占比上升了,为什么《反就业歧视法》至今没有单独立法?”
“为什么生育保险仍主要绑在企业身上?为什么‘同工同酬’的司法解释还停留在原则性宣导?”
“占比是数字,权力是实效——数字变了,规则却没变,这不正说明‘定义权’还在旧瓶里吗?
“对方还说‘我方只破不立’,那我请对方听听我方的‘立’——”
“第一,建立独立的就业歧视仲裁机构,举证责任倒置。”
“第二,生育成本由社会统筹而非企业买单。”
“第三,所有薪酬数据按性别强制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这三条,哪一条不是具体的尺子?哪一条不是在重新校准?”
“对方拿‘时间’当解药,我方拿‘制度’当手术刀。”
“既然对方承认‘仍在路上’,那请别再对我们说‘已经够好了’——”
“因为说这话的人,往往正坐在车上。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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