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霜刃初试(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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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0月25日,霜降后第五天。
四水镇西头的试验田里,挤了百十号人。黑土地刚翻过,土坷垃在晨霜下泛着灰白。田埂上支着一架改良犁——铁工厂用了七天七夜打出来的新家伙。
张铁匠用独臂抚摸着犁铧,像抚摸新生儿的额头。犁铧在晨光中泛着青灰色的金属光泽,铧尖的加强筋线条流畅,弧度是刘思源用几何公式算出来的,比老式犁铧多了三分锐利。
“能行吗?”王老栓蹲在田埂上,抽着旱烟,眼睛里满是怀疑。
“试试就知道了。”魏莱说。
牵来的是王老栓家的老黄牛,十三岁口,算是壮年。套上犁,张小锤扶犁,李二狗牵牛。
“驾!”
牛缓缓向前。犁铧切入黑土,发出“嗤”的轻响。土浪向两侧翻起,整齐得像刀切的豆腐。犁沟深而直,没有老式犁那种忽深忽浅的毛病。
走完第一趟,张小锤兴奋地喊:“轻!比老犁轻多了!”
王老栓快步走过去,蹲下摸犁沟深度:“入土六寸,均匀。”他抓了把翻起的土,“土块碎,不用再耙。”
围观的人群骚动起来。
“真能成?”
“看着是省力...”
“再来一趟!”有人喊。
第二趟,换了李建国扶犁——他腿有伤,但臂力强。犁铧在土中平稳前行,李建国额头见汗,但还能说话:“稳!不晃!老犁走深了会往上飘,这个一直吃住土!”
第三趟,赵寡妇上阵。妇女力气小,但犁在她手里照样走得笔直。走完二十米,她喘着气笑:“我能扶住!我能种地了!”
三趟试完,所有人都服了。
刘思源拿出卡尺,测量犁铧磨损:“铧尖磨损0.2毫米,正常。加强筋起作用了。”
王老栓最后一点疑虑也消了。他摸着犁铧,喃喃道:“这要是早三十年有...我爹就不用累吐血了...”
“王叔,这犁,您估个价。”魏莱说。
王老栓想了想:“老犁一副三块钱,能用三年。这个...省力一半,深耕增产,少说值八块。”
“成本呢?”魏莱问张铁匠。
“钢用咱们自己炼的,木料后山有,人工...”张铁匠算了算,“一副成本两块五左右。”
“那定价五块。”魏莱说,“比老犁贵两块,但省力增产,两年多收的粮食就回本了。”
田埂上,供销社的会计飞快拨算盘:“一副赚两块五,一个月打三十副,就是七十五块纯利。一年下来...”
“九百块!”有人惊呼。
九百块——对四水镇来说,这是天文数字。能建十间砖瓦房,能买三台拖拉机(如果能买到的话),能让全镇孩子上三年学。
人群沸腾了。
“干!赶紧干!”
“我家先订一副!”
“我家也要!”
魏莱抬手压住喧哗:“大家别急。铁工厂产能有限,一天最多打三副犁。咱们按合作社入股顺序排队,第一批先供应社员。”
“那非社员呢?”有人问。
“非社员也可以买,但价格六块——多一块算建设基金。”魏莱说,“等工厂扩大产能,再降价。”
这个方案大家都能接受。
正热闹着,镇口传来汽车喇叭声。一辆吉普车卷着尘土驶来,停在田埂边。车上下来三个人,为首的是个戴干部帽的中年人,穿着四个兜的中山装,手里提着公文包。
“谁是魏莱?”中年人问,语气不算客气。
“我是。”魏莱上前。
“县监委,王振国。”中年人出示证件,“奉命调查四水镇合作社试点情况。”
空气突然安静。
田志农从车上下来,脸色不太好。他对魏莱使了个眼色,低声道:“红山公社的事闹大了,省里派了联合调查组。这是副组长。”
王振国扫视人群:“这是在干什么?”
“试验改良农具。”魏莱平静地说,“四水镇铁工厂自主研发的新式犁铧,正在田间测试。”
“铁工厂?”王振国皱眉,“什么性质?”
“集体所有制,镇办企业。”
“有批文吗?”
“有。”魏莱示意周明远。老文书赶紧从包里拿出省工业厅的试点批复文件。
王振国仔细看了,没挑出毛病,但脸色依然严肃:“合作社呢?听说你们在搞土地入股?”
“是的。章程已经报省里批准。”
“批准了?”王振国看向田志农。
田志农点头:“省农工部、工业厅、财政厅联合批复,原则上同意试点。”
王振国沉默片刻:“但我听说,你们在强制入股?”
“绝无此事。”魏莱说,“四水镇合作社采取完全自愿原则。入股要本人签字、按手印,有三天反悔期。”
“是吗?”王振国看向人群,“有没有被强迫的?现在可以反映。”
没人说话。
王振国走到王老栓面前:“老人家,你入股了吗?”
“入了。”
“自愿的?”
“自愿。”
“为什么?”
王老栓磕磕烟袋:“因为...想过好日子。单干了一辈子,累死累活也就混个半饱。合作社,有机器,有人帮,兴许能吃饱。”
王振国又问了几个,回答大同小异。他转向李秀兰:“这位女同志,你带着孩子,入股后怎么生活?”
李秀兰抱着孩子站起来:“合作社有托儿组,我看孩子也能挣工分。不比以前,一边带孩子一边下地,两头顾不上。”
问了一圈,王振国没抓到把柄。但他显然不打算轻易放过。
“这样吧,我们驻村调查三天。请魏莱同志配合,提供所有账目、文件、会议记录。另外,我们要随机走访农户。”
“可以。”魏莱说,“周文书,配合王组长工作。”
人群散去,但兴奋被担忧取代。
刘思源走到魏莱身边,低声道:“来者不善。”
“意料之中。”魏莱说,“红山公社出事,上面肯定要收紧。咱们成了出头鸟。”
“那犁铧还打不打?”
“打。”魏莱斩钉截铁,“不但要打,还要打好。事实胜于雄辩。只要咱们真能让群众得实惠,谁也挑不出毛病。”
调查组住进了镇政府腾出的两间房。王振国工作很细,白天查账,晚上走访,笔记本记了厚厚一本。
第二天下午,他找到魏莱。
“魏莱同志,有几个问题需要你解释。”王振国翻开笔记本,“第一,铁工厂的原始资金,是干部群众‘入股’。但合作社章程规定,生产资料应该公有化,私人资本应该逐步退出。你们这种‘入股分红’,是不是变相的资本主义?”
魏莱早有准备:“王组长,合作社章程第三条明确规定:合作社财产属于集体所有。群众入股的股金,性质是‘借款’,不是‘投资’。借款要还本付息,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利息参照银行存款利率,没有剥削。”
“那为什么叫‘入股’?为什么不直接叫‘借款’?”
“因为群众理解‘入股’更直观。叫‘借款’,很多人不敢借,怕集体还不起。叫‘入股’,虽然不准确,但大家觉得‘入了股就是主人’,积极性更高。”魏莱顿了顿,“名称是形式,本质是集体所有。我们所有的利润分配、人事任免、重大决策,都是集体讨论决定,不是按股份投票。”
王振国记下,又问:“第二,你们合作社设‘托儿互助组’,看孩子的老人妇女给工分。这算不算变相‘雇佣’?社会主义应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老人孩子本来就应该由家庭赡养。”
这个问题更尖锐。
魏莱思考片刻:“王组长,您有孩子吗?”
王振国一愣:“有。”
“您爱人工作吗?”
“...在县妇联。”
“那孩子谁带?”
“我母亲。”
“如果您母亲也要下地干活呢?”
王振国沉默了。
魏莱继续说:“农村和城里不一样。城里双职工,有单位托儿所。农村呢?妇女要下地,老人要干活,孩子只能锁在家里,或者带到地头。去年四水村有个三岁孩子,在地头玩掉进水沟,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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