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8章 那一夜他思考良久（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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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在月台上站了很久，久到肩头落了一层薄薄的霜。王承恩从殿内轻手轻脚走出来，把一件玄色大氅披在他肩上，又退到阴影里。他仍然望着层层叠叠的宫阙。那些琉璃瓦在月光下泛着冷光，像一片凝固的、沉默的、不会说话的冰湖。他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他死以后呢。
这个王朝会怎样。他可以教太子，可以手把手地告诉他什么是土地兼并，什么是白银内流，什么是官僚体系的自我膨胀。他可以告诉太子老百姓不是数字，不是黄册上的户口，不是赋税清单上的征收对象，而是一个个会饿、会疼、会哭、会绝望的人。
他可以告诉太子，皇权不是天授的，是建立在千万百姓沉默的忍耐之上的，一旦忍耐到了极限，天授的皇权也会在瞬间崩塌。但太子之后呢。太子的儿子呢。太子的孙子呢。他不可能永远活着，他的思想也不可能永远传递下去。三代之后，他的后代还会记得今天夜里站在月台上的这个人吗？还会记得他此刻心里的不甘和挣扎吗？还是会重新回到那条老路上，把百姓当成数字，把皇权当成理所当然，把压榨当成常态，把百姓的沉默当成顺从——直到下一次崩塌。
人民什么时候能觉醒。他在心里反复咀嚼这句话。觉醒需要知识，需要信息，需要思考的习惯，而这些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知识被士绅垄断，信息被官僚封锁，思考的习惯被科举制度驯化成了八股文章的机械重复。百姓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不知道朝廷的政策本意是什么，不知道哪些是皇上的旨意、哪些是地方官自己加的税。他们只能看到来收粮的差役，看不到坐在紫禁城里的皇帝。
觉醒谈何容易，别说现在，哪怕在那个时代又能如何，多少百姓还不是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自己不思考，孩子下一辈开始思考的时候有只会一味的打压。最终，他们在不清不楚的情况下，就成了帮凶。
也许可以办一份邸报。不是现在那种只在衙门之间传抄的邸报，而是真正印刷出来、张贴在城门和市集上、让识字的人念给不识字的人听的邸报。邸报上写什么？写朝廷的政策，写地方的贪腐案件，写哪个官被查办了，写哪个县的赋税被减免了。让百姓知道，让他们知道该知道的事。他们知道了，就会思考；思考了，就会觉醒；觉醒了，眼睛才是雪亮的。
他还想过更远的事。也许可以办工会，让工匠们有自己的组织，在官府面前替自己说话。也许可以办农会，让佃户们知道自己该交多少租、官府该收多少税，知道哪些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也许可以办商会，让商人们不再需要通过贿赂官员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而是通过合法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他甚至想过——也只是想过——也许有一天，大明也会有一个类似英法议院的东西。不是现在，不是他这一代，也许是他的孙子，也许是孙子的孙子。权力需要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就是一只无人看管的猫，而百姓权益就是那条放在猫面前的鱼。猫吃鱼，天经地义。除非把猫关进笼子里，或者在猫的脖子上拴一条链子，链子的另一头握在人民的手里。
他想到这里，忽然笑了一下。不是讽刺的笑，是一种很淡的、带着几分无奈和自嘲的笑。他想到自己——一个坐在皇权顶端的皇帝，正在月台上设想如何用链子拴住自己。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吗。
他忽然觉得很疲惫。不是身体的疲惫，是一种更深沉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他只有一个人，他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他能做的事太少了。他不可能在几十年里完成本该由几代人来完成的变革，他只能在这个注定灭亡的王朝里做一个能在月台上问自己“老百姓会不会好过一些”的皇帝。然后死去，把这个答案留给后来的人。
南新郑的乡间小道上，黄淳耀骑着一头瘦驴，沿着田埂往县城方向走。确山之战后他一直在确山和新郑之间来回奔波，押运粮草、安置伤兵、清点阵亡名录。今天他没有公务，只是想一个人出来走走。田埂尽头有一棵老槐树，树下一方青石，青石上坐着一个瞎眼老伯。老伯手里攥着一根竹竿，竹竿的另一头搭在地上，听见驴蹄声响，微微侧了侧头。
“老伯，在下赶路口渴，讨口水喝。”
老伯听见声音，微微侧了侧头，从身边摸出一个陶罐递过来。黄淳耀接过来灌了两口，用袖子擦擦嘴。老伯往旁边挪了挪，给他腾出半块青石。两个人就这么在槐树下坐着，看着田埂上稀稀拉拉的冬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势不好，霜冻来得早，地里的土冻得硬邦邦的，麦苗贴着地皮泛着枯黄的颜色。
“老伯这眼睛是——”
“年轻时在洛阳给大户人家扛活，冬天修水渠，石头崩下来砸坏了。东家给了二两银子就打发走了。”
黄淳耀沉默了一会儿。他是新郑知县，像这样被大户雇工致残、无处说理的苦人，他上任以来接过不下几十桩，桩桩都没有结果。不是他不想办，是办不了——证据不足，证人找不到，东家那边早就打点好了关系，衙门里的师爷收了银子就会把案卷压在抽屉最底层，压上一年半载，原告等不下去了，只能撤诉结案。他坐在青石上，忽然觉得满心惭愧。
“听说朝廷派了个新县令来。”老伯忽然开口。
“哦。听说了。”
“你认识？他怎么样？跟别的官一样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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