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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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光吝啬地渗入云层，将县城边缘这片荒地和棚户区涂抹成一片污浊的灰黄。我瘫坐在枯树下，湿透的衣服紧贴着皮肤，寒冷像无数细针扎进骨髓。每一次呼吸都拉扯着肋下的钝痛，那是逃跑时撞伤的。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截生锈的三角铁，尖端沾着一点粘稠的、暗色发荧的液体，像干涸的机油，又像腐败的血。

手腕的印记是弱点。这个发现像黑暗中的一线微光，但微弱得不足以温暖我冻僵的四肢。刘老师被抓了？还是……已经被“回收”？U盘呢？老周呢？那个替我挡了一下、生死不明的流浪汉……

问题太多，答案全无。而我，像一只侥幸跳出陷阱的猎物，暴露在无边无际的荒原上，不知道哪里还有埋伏。

不能待在这里。天亮后，这片荒地太显眼。我必须移动，找个地方暂时藏身，处理伤口，想办法联系……联系谁？这座县城，我还有可以信任的人吗？

母亲。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我掐灭。不能把她卷进来。绝对不能。

图书馆？不行，太容易想到。

我挣扎着站起来，腿脚发软，眼前阵阵发黑。辨别了一下方向，我朝着棚户区更深处、靠近旧河道防风林的地方挪去。那里树木杂乱，荒草丛生，或许有废弃的窝棚。

每走一步都牵扯着伤口。脸上、手臂上被墙洞刮破的地方火辣辣地疼，冷水浸泡后更是麻木中带着刺痛。我找到一片茂密的灌木丛，后面果然有个用破木板和塑料布搭的、半坍塌的窝棚，里面空无一人，只有满地垃圾和一股浓烈的尿骚味。这地方暂时安全。

我钻进去，缩在最里面的角落，试图拧干衣服上的水，但无济于事。寒冷和疼痛让我止不住地哆嗦。我必须想办法弄到干的衣服，食物，还有……信息。

旧手机泡坏了。我需要一个新的、不被监控的通讯工具。还有钱。我的钱包在跳河时丢了，身份证、银行卡都在里面。现在我是个没有身份、身无分文、被系统标记追捕的黑户。

绝望感再次涌上，比河水更冷。我抱着膝盖，把脸埋进去，试图抑制身体的颤抖和喉咙里的哽咽。不能哭，林响。哭没用。

棚户区开始有了人声，零星而疏离。有早起拾荒的老人窸窸窣窣走过附近。我透过塑料布的破洞观察外面，等待机会。

一个多小时过去，天色更亮了些。我看到一个驼背的老太太，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破三轮，在附近的垃圾堆里翻捡。她动作缓慢，眼神浑浊。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恐惧和羞耻，从窝棚里爬了出来，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逃犯（虽然我可能就是）。我走到老太太不远处，哑着嗓子开口：“阿婆……”

老太太吓了一跳，警惕地抬起头，看到我狼狈的样子，混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讶异和怜悯。“后生仔，咋搞成这样？掉河里了？”

“嗯，不小心……阿婆，我东西都丢了，能不能……帮个忙？”我艰难地开口，脸上发热，“我想买身旧衣服，便宜的就行，再要一点吃的。我……我可以帮您干活。”

老太太打量了我几眼，叹了口气：“造孽哦……我哪有旧衣服给你，自己都捡别人的穿。”她指了指三轮车后面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那里头有些捡来的，不嫌弃你就自己看看有没有能穿的。吃的……”她在怀里摸索半天，掏出半个用塑料袋包着的、硬邦邦的馒头，“就这个了，早上捡的，还没坏。”

我千恩万谢地接过馒头和那个脏兮兮的蛇皮袋。回到窝棚，我迫不及待地啃了一口馒头，干硬粗糙，带着一股淡淡的馊味，但此刻无异于珍馐。我狼吞虎咽地吃完，感觉胃里有了点底，寒冷似乎也驱散了一些。

然后我打开蛇皮袋。里面是各种捡来的破烂衣服，脏污不堪，散发着难以形容的气味。我强忍着，挑了一套相对完整、不那么破烂的深蓝色工装和一件看不出颜色的套头衫，还有一双露趾的解放鞋。衣服都大了一圈，但总比湿透的好。我躲在窝棚最里面，快速换下自己的湿衣服，把湿衣服和那截三角铁小心地埋在窝棚角落的垃圾

换上干衣服，身体终于有了一丝暖意，尽管衣服上的气味令人作呕。我把自己的湿衣服里可能还有用的东西掏出来：家门钥匙（还好挂在脖子上，没丢）、那张写着“预计衰竭期”的标签复印件（被我折好藏在贴身口袋，已经泡得字迹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还有一小包纸巾（湿透了）。就这些了。

下一步，通讯。我必须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刘老师的情况，还有……那个系统有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棚户区边缘有个很小的、脏兮兮的杂货店，兼营公用电话。我以前路过有印象。我压低帽檐（从蛇皮袋里翻出顶破帽子），把脸弄得更脏些，弓着背，朝杂货店走去。

店里是个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正打着哈欠看早间新闻。我哑着嗓子，说家里老人急病，手机坏了，要打个电话。我掏出身上仅有的、在窝棚垃圾里捡到的几个钢镚。男人瞥了我一眼，没多问，指了指角落里那部老式红色电话机。

我拨通了图书馆的号码。接电话的是同事小张。

“喂，县图书馆。”

“小张，我林响。”我压低声音。

“林哥？”小张的声音有些惊讶，“你昨天请假，今天也没来，馆长还问呢。你怎么了？声音这么哑？”

“感冒了，重感冒。”我咳嗽两声，“帮我跟馆长再请两天假。另外……今天馆里没什么特别的事吧？有没有人找我？”

“特别的事？没啊，一切正常。找你？没有啊。”小张顿了顿，似乎想起了什么，“哦，对了，早上有个穿制服的人来了一趟，说是超市做用户回访，问了下馆里工作人员的情况，还特意问了你在不在。我说你请假了。那人也没多说就走了。”

穿制服的人！用户回访？万家福？还是“一刻送达”的配送员？他们在查我的行踪！

“那人长什么样？穿什么制服？”我急忙问。

“嗯……就是普通的……有点像保安服，又不太像，颜色记不清了，灰扑扑的。”小张回忆着，“挺高的，没什么表情。林哥，你怎么了？是不是惹什么事了？”

“没有，就是随口问问。”我强迫自己镇定，“谢谢你了小张，帮我请好假。我过两天就回去。”

挂了电话，我手心全是冷汗。他们果然在找我。以“用户回访”这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图书馆已经不安全了。我的家呢？恐怕也被监视了，甚至已经有人进去过了。

不能回去。

我又拨了刘老师家的电话。无人接听。连续打了三次，都是漫长的忙音后自动挂断。

我的心沉了下去。刘老师恐怕凶多吉少。

怎么办？我现在该去哪里？能做什么？

杂货店的电视里，早间新闻主持人用平板的声音播报着：“……的监管，提醒广大市民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商品，注意辨识标签信息，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消费环境……”

又是这种不痛不痒、似是而非的“提示”。在知情者听来，句句都指向“情绪保质期”和那个系统。

我站在杂货店门口，看着渐渐热闹起来的棚户区街道。人们神色麻木或匆忙，为一口吃食奔波。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的口袋里，或者家里的某个角落，也藏着一张白色标签？有多少人像我和刘老师一样，在恐惧中窥见了真相的一角？又有多少人，像老周和那个流浪汉一样，已经消失在这个“健康有序”的表象之下？

我必须做点什么。不能只是躲藏，等待被发现，被“回收”。

刘老师让我把U盘扔进河里。U盘大概率是落在那仓库里了。但数据……那个系统管理界面，那些编号，那些状态……我必须把我知道的信息传递出去。告诉更多的人。哪怕只是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警惕。

直接公开？在县城里大喊大叫？那我会立刻被“回收”。

需要媒介。一种不那么直接，但能缓慢渗透的媒介。

我想起了图书馆那些旧报纸，想起了刘老师第一个发现的“情绪保质期”。文字。也许，文字可以。

我不是刘老师那样的语文老师，但我能写。在图书馆工作，别的没有，时间和纸笔……现在也没有了。但我有记忆，有这双眼睛看到的东西。

不能回图书馆写。这里，棚户区，或许有可以用的东西。

我在棚户区里慢慢转悠，观察。我看到一个收废品的老头，三轮车上堆着旧纸板、书本和报纸。我走过去，假装翻拣，看到几本小学生丢弃的田字格作业本，还有半截铅笔。我花了一毛钱（从阿婆给的馒头钱里省下的）买了下来。

然后，我找到一个更隐蔽的、半塌的砖窑遗址，钻了进去。里面虽然阴暗潮湿，但相对安静，无人打扰。

我摊开皱巴巴的作业本，用那半截铅笔，开始写。不是系统的分析，不是冷静的报道。是我亲身经历的、破碎的、充满恐惧的叙述。

“我买到了一瓶醋，标签上写着我的死期。”

“超市的日期不见了，变成了你该在什么心情下吃掉它。”

“穿银灰色衣服的人没有表情，手腕上有发光的记号。”

“我看到一个人躺在蓝色的水里，管子插在他身上，他是我认识的老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