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堕入太多直接熏陶（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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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心痣》
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
后来我活成了他的模样，他却哭着说爱的是最初那个鲜活的我。
沈先生第一次见我，是在戏园子的后台。我正为一点小事，和班主吵得面红耳赤，嗓音尖利，像把没开刃的刀，徒有架势，却割得自己生疼。他穿着熨帖的灰色长衫，就站在那堆凌乱的戏服箱子旁，安静地看着。等我吵完了，气喘吁吁地抹眼泪，他才走过来，递过一方素白的手帕，角上绣着小小的一个“沈”字。
“可惜了这副好嗓子，”他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用来骂街，不如用来唱戏。”
我抬头，撞进一双沉静的眼眸里。那里面没有班主那种司空见惯的鄙夷，也没有其他客人那种或轻佻或怜悯的神色，只是一种很淡的审视，像看一件蒙尘的瓷器。我忘了哭，也忘了恼，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班主赶忙凑过来打圆场：“沈先生，您别见怪，小梨子年纪小，不懂规矩，性子是野了点儿……”
他摆摆手，没让班主再说下去，只问我：“愿不愿意跟我学点规矩？不为别的，让你这嗓子，物尽其用。”
我那时十六岁，在戏班里是个人嫌狗厌的角色，空有几分脆亮的喉咙，却因性子太冲，总也唱不了正经营生。我知道沈知衡的名字，城里顶有学问的先生，家里藏着许多书，据说还留过洋。跟我，是云泥之别。
鬼使神差地，我点了头。
跟着沈先生离开戏班，住进他那间四处是书、满是墨香和旧纸味道的宅子，是我人生第一个完整的转折。起初的日子，是极难熬的。他要我改掉的，何止是说话的腔调。
走路不能曳着脚，坐下不能晃着腿，吃饭不能出声，喝汤不能滴漏。一言不合就拔高嗓门的毛病，是首当其冲要戒掉的。他说，声音的力量，在于控制，不在于音量。他教我识文断字，从最简单的《三字经》开始，一笔一划，纠正我拿笔的姿势。我写得歪扭，他也不恼，只递过一张新纸，说：“重来。”
最磨人的是性情。我仍是那个一点就着的炮仗性子，受了委屈，或是觉得他哪个要求太过严苛，总要梗着脖子争辩几句。他也不与我吵，只静静听着，等我词穷了，才淡淡说一句：“娇嗔怨怒，除了显得你底气不足，别无用处。”
他书房里有幅字，是他自己写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我起初不识得，他教我念了，又解释了意思。他说，人前的规矩好守，人后的规矩，才是真正的修养。他要我学的，是这种“慎独”的功夫。
我那时不懂这些大道理，只是怕他。怕他那种不怒自威的沉默，更怕看到他眼中偶尔闪过的一丝失望。我拼命地学，像蜕一层皮，把那个咋咋呼呼、浑身是刺的“小梨子”硬生生摁下去。我学会了用“您”字开头，用“请”字结尾，学会了走路时裙裾不动，微笑时唇角只弯起一个恰到好处的弧度。
一年后的春天，我已经能在他待客时，安静地在一旁沏茶。滚水冲下去，茶叶舒展，白雾袅袅升起。我垂着眼，手腕稳定，注水入杯，七分满，不多不少。客人称赞：“沈先生这位女弟子，真是沉静端庄，有大家风范了。”
沈先生只是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我却因为这一句称赞，心里翻涌起巨大的波澜。那是一种混杂着骄傲、心酸和迷茫的情绪。我好像，终于变成了他期望的样子。可镜子里那个眉目清淡、行止刻板的少女，陌生得让我自己心惊。那个会哭会笑、会吵会闹的鲜活灵魂，似乎被遗弃在了一年前那间嘈杂的戏班后台。
沈先生待我，始终是温和而疏离的。他教我的一切，如同匠人打磨一块璞玉，耐心，专注，却从不带多少温度。他夸我进步，也指出不足，语气永远平稳客观。我有时会偷偷看他伏案读书或写字的侧影，灯光在他挺直的鼻梁上投下淡淡的阴影，心里会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依恋和渴望。我渴望他能像看待一个“人”，而不是一件“作品”那样，看看我。
这种渴望，在我日益“规整”的外表下，无声地滋长，成了另一道更深的叛逆。
改变发生在第三年。我十九岁，已经能和他谈论一些诗词典故，甚至对时局也能发表几句不算幼稚的见解。那日，他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来访，是位姓陈的先生，性情豪迈，笑声爽朗。席间说起年轻时四处游历的趣事，沈先生的话也比平日多了些，脸上竟有了我从未见过的、轻松愉悦的神采。
陈先生忽然看向我，对沈先生说：“知衡，你这位学生，模样性情，倒有几分你当年的影子。只是你年轻时，虽也沉静，骨子里却还有股不肯服输的锐气，如今怎地把人家姑娘也教得这般……老气横秋？”
我的心猛地一跳，下意识地看向沈先生。
他脸上的笑意淡了下去，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才缓缓道：“沉稳些，总不是坏事。”
陈先生哈哈一笑，不再多说。但那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我心湖，漾开层层涟漪。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我不仅在学习他的规矩，更是在复制他的姿态，甚至是他那经年累月积攒下来的、略带暮气的沉静。我活成了他的一个倒影，一个剔除了他青春时代所有鲜活印记的、苍白的复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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