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 苛刻的条款（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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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心惊的是省产业基金的态度。如果基金方面真的反对长风入局，那这笔投资带来的可能是无穷的后患。
“我们得开个全体核心会。”我站起身，“不是战略委员会，是所有跟了我们五年以上的老人。”
下午三点，能容纳三十人的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除了现在的高管，还有第一批仓库管理员、最早那几家合作农户的代表、从夜市摊时期就跟来的老员工。
我没有绕弯子，把长风的条件、启明的谨慎、以及背后复杂的博弈，用最直白的话讲了出来。
“今天不表决，只听大家怎么说。”我说完，坐下了。
先是长久的沉默。然后，负责最早那片示范基地的老周站了起来，这个皮肤黝黑的农民搓着手，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
“林总，我是个种地的，不懂你们那些股份、对赌。我就问一句：要是签了那个什么协议，明年我还敢不敢用成本高但是不伤土的老法子施肥？还是说得为了‘业绩’，用那些见效快的化肥？”
电商部的老王接着说：“我们部门那些新人培训计划……要是新来的董事说要砍掉省钱，咱还坚持吗？”
问题一个接一个，没有直接说“选谁”，但每个问题都在问同一件事：有了资本，我们还能不能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陈默最后发言，这个平时话不多的设计师声音有些发颤：“我知道公司需要钱扩张。但如果我们为了钱，答应了那些条件，那我设计的那些需要慢工出细活的文创产品，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是不是以后都得做快销品？”
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散会后，苏雨晴留了下来。
“我母亲中午给我打电话了。”她低声说，“她没明说，但暗示……如果选择和长风合作，未来在省内很多事会‘顺利很多’。她说，启明那些‘理想主义’的投资者，不懂中国基层的实际情况。”
“你怎么想？”
苏雨晴看着窗外，很久才说：“我记得小时候，她教我写字，第一课是‘人’字。她说，一撇一捺，要站稳，就不能只顾一边。现在她在教我的，却是如何妥协。”
那天晚上，我独自在办公室待到深夜。桌上是两份完全不同的未来：
长风的意向书代表着确定的资金、快速的发展，以及与之捆绑的枷锁和未知的盟友；启明那边则是不确定的机会、理念的契合，以及可能更漫长的等待。
凌晨一点，我给沈总回了邮件，同意提供更详尽的供应链分析。
两点，我起草了一份给徐总的回复，感谢长风的青睐，但表示董事会结构和业绩对赌条款“需要进一步磋商”——这是李总教的拖延话术。
做完这些，我关掉电脑，站在窗前。清水县在沉睡，远处的山峦在月光下勾勒出沉默的轮廓。
我想起公司刚成立时，我们在夜市摊旁那间租来的小屋里争吵、畅想。那时我们什么都没有，但很清楚要往哪里去。
现在，我们有了估值、有了光环、有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选择，却在这个岔路口徘徊。
手机亮了一下，是苏雨晴发来的信息：“不管怎么选，记得我们为什么出发。”
我握紧手机，忽然明白了：资本给出的选择题，答案可能不在A或B里。真正的选择，是我们能否在资本的洪流中，守住那片最初让我们出发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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