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3章 初到香江之选址确定（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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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再三，我选择了深水埗北河街的铺位。
理由有三:第一，租金最低，初期压力小；第二，居民区客源稳定，不受时段影响；第三，没有竞争，可以快速占领市场。
“就这里了。”我拍板。
陈律师有些犹豫:“深水埗……会不会太偏了？消费能力也有限。”
“便利店的第一要义是便利，不是高档。”我说，“深水埗住了十几万人，大部分是底层百姓。他们需要的是价廉物美的日用品，是半夜还能买到东西的地方。我们先从这里做起，打磨模式，积累经验。”
签约很顺利。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伯，姓郑，在北河街有三间唐楼。铺位原本是他儿子开文具店的，儿子移民英国，铺子空了大半年。
“韩生，我看你后生仔做事认真，租金给你便宜点。”郑伯很和气，“但丑话说在前头，三个月交一次租，不准拖。”
“郑伯放心。”
月租二百八，押二付一，加上中介费，一次性付出一千一百二十港币。我数出钞票时，手有点抖——这是真金白银的投入。
接下来是装修。
我画了详细的图纸:入口处是收银台，背后是烟酒柜——香港便利店利润的大头；靠墙三面是货架，分食品区、日用品区、报刊区；最里面隔出一个小仓库，兼做员工休息室。
货柜和货架找木工定做。我在深水埗福荣街找到一家老字号木器行，师傅姓李，六十多岁，做了一辈子木工。
李师傅看着我的图纸，推了推老花镜:“后生仔，你这架子……和别家不一样啊。”
“哪里不一样？”
“一般杂货铺的货架，都是直筒筒一排，你这怎么高低错落，还有斜面的？”
“这是为了陈列效果。”我解释，“低层放重物、大包装，高层放轻便、小包装。斜面的货架叫‘瀑布架’，商品自然滑向前方，方便顾客拿取，也显得货品充足。”
李师傅琢磨了一会儿，点点头:“有道理。我做。”
谈好价格:十组货架、一个三米长的收银台、三个烟酒柜，包工包料，三百五十港币，十天交货。
然后是简单装修:墙壁刷白，地面铺廉价地砖，天花板装日光灯。找了两个泥水工，一百二十港币包干。
招牌是最重要的。我设计了绿底白字的店招，上书“7?Eleven”——没错，我直接借用了后世那个着名品牌的名字。但在1965年的香港，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数字组合，没有人注册过。
招牌找广告公司做，铁皮烤漆，夜里能亮灯，花了八十港币。
最后是设备:一台二手收银机一百二，一台冰柜二百八，两个大风扇四十。
所有开支加起来，刚好五千五百港币——和之前的预估一分不差。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几乎住在了深水埗。
每天早上七点到铺位，盯着工人施工；中午和木工李师傅讨论货架细节；下午去采购第一批货品——饼干、糖果、罐头、方便面、汽水、香烟、啤酒、报纸、杂志、电池、灯泡、纸巾、肥皂……
采购是门学问。我跑了香港各大批发市场:上环的海味街、油麻地的果栏、长沙湾的副食品批发市场。比价格、看质量、谈账期。最后选定了五家供应商，每家付三成定金，货到付清余款。
货品陆续送来时，装修也进入尾声。
第十天晚上，货架安装完成。白色的架子在日光灯下泛着柔和的光，一排排，一列列，整齐得像等待检阅的士兵。
我站在店铺中央，看着这个三十多平米的空间，忽然有点恍惚。
前世2025年，我无数次走进便利店，匆匆买瓶水，买个面包，从未仔细打量过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商业形态。现在，在1965年的香港，我要亲手打造香港第一家现代便利店。
“韩生，你看看，这样行不行？”李师傅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我走过去，用手推了推货架，很稳；拉开抽屉，很顺；检查收银台的边角，打磨得很光滑。
“很好，李师傅手艺一流。”
李师傅咧嘴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我做木工四十五年，你这单生意最特别。后生仔，你这铺子……是卖什么的？”
“卖便利。”我说。
“便利？”李师傅没听懂。
“就是让人生活更方便。”我指着货架，“半夜想吃泡面，这里有；突然需要电池，这里有；等车时想买本杂志，这里有。不用跑老远，不用等百货公司开门，随时随地，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李师傅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祝你好运。”
付清尾款，送走工人，店铺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关上卷闸门，打开所有的灯，站在收银台后，想象着开业后的场景:
清晨，上班族匆匆进来买早餐面包和牛奶；中午，学生跑来买汽水和零食；傍晚，主妇顺手带瓶酱油、包盐；深夜，的士司机停车买烟，夜班工人来碗泡面……
这个小小的空间，将融入无数普通香港人的生活，成为他们日常的一部分。
而我，将从这个三十平米的铺位起步，一步步构建我的商业版图。
我抚摸着二手的收银机，冰凉的金属触感让我清醒。感动只是一瞬间，接下来的路，还很长。
就在店铺装修完成、货品上架的前一天，陈律师找到了我。
“韩浩，有件事……得去办一下。”他的表情有些微妙。
“什么事？”
“拜码头。”
“拜码头？为啥？”
“韩浩，这里是香港”
“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跟我走吧”
1965年的香港，黑社会势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开商铺要交“保护费”，摆摊要拜“堂口”，就连街边卖报纸的阿婆，每月都要给巡街的马仔几块钱“茶钱”。
这是时代的烙印，是香港在经济起飞前的混沌期。
“去哪几家？”我问。
“四家。”陈律师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串名字和地址，“街坊领袖黄伯，潮州帮的炳哥，九龙商会李会长，还有警署的陈sir。”
“要准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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