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响应国家号召之赴沪（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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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伙！李保明，你这是要把你们韩家村的精壮劳力都搬空啊？去上海？十个人？你知道这要花多少钱吗？介绍信是这么好开的？”张书记的嗓门震得窗户纸嗡嗡响。

李书记此刻挺直腰板，不卑不亢：“张书记，我们这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为韩家村的集体副业寻找机械化出路，是响应国家‘发展生产’的号召！这十个人，有懂技术的（指我、李晋生），有会算账的（指孙晓梅），有能扛能打的（指刘建军等），是一个完整的战斗小组！我们保证，一定带着成果回来，给全公社争光！”

我适时上前一步，递上早已准备好的、更详细的报告，上面罗列了赴沪的具体计划、预期目标和费用预算，条理清晰，数据扎实：“张书记，我们核算过了，这次出差若能成功，预计明年能为韩家村增加至少三成的集体收入，上缴公社的利润也能水涨船高。这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张书记看着报告，又看看眼前这群眼神炽热、秩序井然的年轻人，态度软化了。他拿起公章，“砰”地一声盖在介绍信上：“好！我就信你们一回！给，这是介绍信，拿好了，比你们的命根子还重要！丢了它，你们在上海寸步难行！”

正月初三，韩家村运输队一辆解放牌货车，成了韩家村十勇士奔赴上海的“首航座驾”。行李和人一起挤在露天的车斗里。虽然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但每个人都兴奋异常。

“呜——出发咯！”王波迎着风大喊。

货车轰鸣着驶出韩家村，碾过积雪未融的土路，奔向太原。村民们站在村口，一直挥手直到车子消失在视线尽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征”。

为了驱寒，也为了抒发豪情，我起了个头：“咱们工人有力量！唱！”

“嘿！咱们工人有力量！”粗犷而充满希望的歌声，随着卡车的颠簸，飘荡在初春的原野上。孙晓梅捂着被风吹红的脸颊，看着身边这群意气风发的同伴，看着站在车头、目光坚定地望着前方的我，心中充满了对未知旅程的期待与一点点羞涩的情愫。

到了太原火车站，眼前的景象让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都感到一丝新奇，却又让我内心受到巨大冲击。

“这……这就是省城的火车站？咋……咋没啥人呢？”韩瑞鑫瞪大了眼睛，好奇地四处张望。

王波也咂咂嘴：“是啊，还没咱公社赶集热闹。”

我看着这“寥寥无几”的场景，耳边仿佛又回响起后世春运时，这里人声鼎沸、摩肩接踵、广播声此起彼伏的喧嚣。那种无形的时空错位感，让我心头泛起一丝微酸的怅惘。这个时代，连“热闹”都显得如此克制和节俭。

因为人少，买票异常顺利。他们按照我规划的“性价比最高”路线：第一程，买从太原到石家庄的硬座；第二程，在石家庄住一晚，再买从石家庄到上海的硬卧。

“十张，去石家庄的硬座。”李晋生小心翼翼地从贴身内兜里掏出一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取出钱和介绍信，递进售票窗口。

里面的工作人员核对了一下介绍信，麻利地打出十张硬板票，仿佛买的不是紧张的长途车票，而是电影票一样轻松。

“嘿，真顺利！”王波接过车票，翻来覆去地看，爱不释手。

我心中暗叹：这就是1964年的“福利”啊。若在后世，春运期间想轻松买到十张连座票，无异于天方夜谭。

登上从太原开往石家庄的绿皮火车，更深刻的时代体验开始了。车厢里弥漫着一种复杂的味道：劣质烟草、汗液、自带干粮（主要是玉米饼子、窝窝头）、咸菜疙瘩，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煤烟味。座椅是硬质的木板，坐久了硌得慌。窗户可以打开，冷风嗖嗖地往里灌，但也带来了新鲜空气。

中午，大家都拿出自带的干粮。李晋生和几个年轻人是硬邦邦的玉米面饼子就咸菜疙瘩。张婶特意给我烙了几张白面饼，还加了葱花和少许猪油，香气诱人。我二话不说，把饼分给了同行的伙伴们。

“浩子，这……这太金贵了！”李晋生推辞。

“晋生哥，咱们现在是一个团队，要有福同享。”我掰下一大块塞到他手里，“吃饱了才有力气赶路，才有力气到上海跟人‘打仗’！”

孙晓梅接过那一小块白面饼，心里暖融融的，小口小口地吃着，觉得这是世上最美味的食物。这个简单的分享举动，迅速拉近了团队成员之间的距离。

火车行至半途，两名穿着制服、表情严肃的铁路民警走进车厢开始例行检查。

“同志，请出示你们的车票和介绍信。”民警的声音不带什么感情色彩。

除了我和李晋生，其他几个年轻人都有些紧张。李晋生再次郑重地取出那个油布包，拿出介绍信，双手递上。

民警仔细地核对着公章（XX县XX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日期、事由（“赴沪协调农村副业物资，支援集体生产”），以及人员名单。时间仿佛凝固了几秒钟。

“嗯，没问题。”民警将介绍信递还，脸上甚至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支援集体生产，好。路上注意安全。”

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同时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张书记那句“比命根子还重要”的含义。这张盖着红章的纸，在这个时代，就是通往外部世界的“护照”和“护身符”。

傍晚时分，火车终于哐当哐当地驶入了石家庄火车站。

“地点介绍：石家庄火车站”

石家庄，被誉为“火车拉来的城市”。此时的石家庄火车站，作为京广、石太、石德铁路的交汇点，已是华北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房比太原站显得更为繁忙一些，但风格同样简朴实用。站台上，穿着各色棉衣的旅客明显增多，扛着大包小包的，拖着扁担的，人声开始鼎沸。红砖砌成的站台柱子上挂着方向指示牌，广播里播放着车次信息，女播音员的声音带着这个时代特有的铿锵腔调。空气中弥漫着更浓的煤烟味和人群聚集的体味。这里南来北往的人员构成更为复杂，初步展现了一个交通枢纽城市的活力。

他们按照计划，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国营旅店住宿。旅店条件简陋，大通铺，一个房间能睡七八个人，男女分开。洗漱用的是公共水池，厕所是旱厕。但对于这些大多第一次出远门的年轻人来说，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

王波对着水龙头研究了半天，惊讶于“一拧就出水”。

韩东看着电灯，不敢去拉线开关，生怕给拉坏了。

韩瑞鑫则对墙上贴的“请节约用水”和“保持卫生，人人有责”的标语看了又看，觉得这印刷字体都格外好看。

我看着伙伴们好奇又略带笨拙的举动，既觉得好笑，又心生感慨。我和王波耐心地教他们如何使用这些“现代化”设施，仿佛一个带领团队适应新环境的向导。

第二天一早，李晋生和我就去售票窗口，成功买到了十张从石家庄到上海的硬卧票。当拿到那张印着“硬卧”字样的车票时，大家都激动不已。

“卧铺！我长这么大，还没睡过火车上的床呢！”韩东青憨憨地笑道。

连李晋生都搓着手：“听说卧铺能躺着睡觉，这可是干部待遇啊！”

登上从石家庄开往上海的列车，环境果然提升了一个档次。硬卧车厢是半封闭的，一个隔间上下六个铺位。他们十个人，正好占了两个隔间，韩浩、王波、李晋生、韩瑞鑫，以及另外两位临时同路人一个隔间。

与他们同隔间的，一位是大约四十岁年纪，穿着体面的深蓝色中山装，戴着眼睛，干部模样的人；另一位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面容和善，带着南方口音。

火车开动后，经过简单的寒暄，大家得知那位干部是上海国营食品厂的车间主任，姓陈，出差公干返回。另一位是杭州一家文具厂的技术员，姓徐，从北京探亲回家。

“上海国营食品厂”

在1964年，上海国营食品厂（或类似名称的如“上海冠生园”、“上海益民食品厂”等）是绝对的实力派企业。它们承载着保障上海这座大都市食品供应的重要使命，产品可能包括饼干、糖果、罐头、熟食等。这些工厂规模庞大，管理相对规范，是计划经济体系下的明星单位。其生产的食品，如大白兔奶糖、梅林午餐肉等，是当时全国人民都向往的紧俏商品。能在这类工厂担任干部，社会地位和实际能量都相当可观。它们的采购和生产指标，都严格纳入国家计划。

陈主任听说我们是山西的农村代表，去上海是为了给村里副业搞机械，颇感意外，也多了几分兴趣。

“小伙子们有想法啊。不过，商业局那些机械指标，可紧俏得很。没有过硬的关系，怕是难。”陈主任推了推眼镜，实话实说。

我立刻抓住机会，表现出恰到好处的谦逊和求知欲：“陈主任，您是上海本地的领导，见多识广。您看像我们这种情况，该怎么入手比较好？除了商业局，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路子？”

陈主任对我的谈吐和问题质量有些惊讶，这不像个普通农村青年。他沉吟一下，说：“商业局是正管，肯定得去。不过，你们也可以多了解了解市场。南京路，知道吧？上海商业的头块牌子，百货公司、第一食品商店，都在那儿。虽然店里的货都是按计划供应，没票买不到，但你们可以去看看商品的品类、包装，感受一下市民喜欢什么。这对你们规划村里的副业产品，有参考价值。知己知彼嘛。”

“南京路……”韩浩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这正是我需要的市场信息！

王波在一旁插嘴问：“陈主任，那除了南京路，还有啥地方能弄到……呃，了解到机械的信息不？”

陈主任笑了：“小伙子心挺急。火车站附近有些五金交电门市部，也可以去看看。不过，关键还是指标，计划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