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2章 上京申诉的第二天（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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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窗外还是灰蒙蒙的，远处的楼房只看得见一道模模糊糊的轮廓，永定河边就已经慢慢热闹起来了。

张招娣一整夜都没有睡踏实。临时安排的招待所床铺硬邦邦的，被子带着一股陌生的味道，翻过来覆过去，脑子里一刻也停不下来。一会儿冒出昨天接待室里那位办事人员冷冰冰的声音，一会儿又浮现出王煜生蒙冤受苦的模样。好不容易眯一会儿，又马上惊醒，生怕睡过了头，耽误了排队。

她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窗户缝里钻进来的秋风凉飕飕的，吹得她打了个寒颤。她摸出包里带的旧梳子，对着墙上一块掉了瓷的小镜子，草草把乱糟糟的头发梳顺，又理了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外套。

帆布包她就放在枕头边上，里面那一叠申诉材料，是她的命根子。她伸手捏了捏包，确认材料安安稳稳地在里面，才放下一点心。

招待所门口已经有不少人往外走了，都是和她一样，从全国各地赶来上访的老百姓。有头发花白的老大爷，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拐杖，一步一步慢慢挪；有背着大布包袱的妇女，脸上挂着化不开的愁云；还有几个中年汉子，一边走一边低声说着话，口音南腔北调，有的张招娣半句都听不懂。

“大妹子，你也是去信访大院排队的吧？”

一个挎着蓝布兜的大婶走到她身边，主动搭话。大婶的脸上布满深深浅浅的皱纹，一看就是常年在地里劳作的人。

张招娣点点头，小声应道：“嗯，大姐，我去排队。”

“哎哟，那可得早点走！去晚了，队排得老长，说不定一天都轮不上号。我昨天七点多到的，排到下午三点才叫到我的名字。”大婶叹了一口气，“我们乡下人，出一趟远门不容易，路费、吃住，哪一样不要钱，耗不起啊。”

“是啊，”张招娣不由得心里一紧，“我也是这么想的，能早一点轮到，就多一分希望。”

两个人顺着马路往信访大院走，一路上三三两两都是赶路的上访群众。永定河的河水缓缓流着，河边上的柳树叶子黄了一大半，风一吹，黄叶打着旋往下飘。不管是寒霜刺骨的冬天，还是太阳晒得人冒油的三伏天，这条河边，总有许许多多这样背着难处的普通人，盼着能在这里讨到一个公道。

走到信访办的大门口，长长的队伍已经弯弯曲曲排出去老远，像一条看不到头尾的长蛇。

队伍里什么人都有。有穿着旧军装，头发花白的退伍老兵，胸前还别着一枚磨得发亮的纪念章；有一身中山装，看着像是以前机关单位干部模样的老同志；有穿着工厂工作服，袖口磨破了边的工人；还有不少少数民族的同胞，身上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北方来的汉子头上裹着白毛巾，腰间系着土布腰带，蹲在墙根底下抽旱烟，旱烟的气味一阵一阵飘过来。

大家挤在一块儿，有的闷声不响，低着头想自己的心事；有的来回踱着步子，焦虑地张望大院那扇紧闭的大门；还有几个人凑成一小堆，你一言我一语，互相说着自己家里的遭遇。

一个老大爷声音沙哑：“我老头子为了我儿子的案子，来北京三回了。每一回，都是给开一张条子，叫回当地解决。当地要是能解决，我还会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吗？”

旁边一个中年男人接话：“谁说不是呢！道理我们都懂，可好多事情，在地方上绕来绕去，就是绕不出那个圈子，没办法，才想来北京碰碰运气。”

大家心里都压着沉甸甸的委屈，一肚子的牢骚，但是大多数人都尽量克制着，没有大喊大叫。大伙心里清楚，国家也有难处，这么多人有诉求，不可能一下子全都解决。政府还给安排了免费的住处，一日三餐也有热乎饭，玉米面馒头，白菜清汤，看着简单，背后也是要花人力物力的。很多老百姓一开始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福利，领到餐票的时候，还一个劲地道谢。

朝朝暮暮，寒来暑往，永定河边就总是聚着这么一群异乡人。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原本互不相识，因为一桩桩冤屈，在这里碰到一块儿，互相打听，互相宽慰，有的还凑在一起，小声讨论国家的政策，琢磨自己的案子有没有希望。

张招娣找了队伍末尾站定，脚底下的水泥地冰凉，她不停地把两只脚来回蹭一蹭，暖和一点。风刮过来，她把外套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

时间一分一秒熬过去，太阳慢慢升起来，淡淡的阳光洒在青砖四合院的灰瓦上。八点整，大院的铁门“吱呀”一声打开了。

人群一下子有了动静，队伍缓缓往前挪动。门口的工作人员拿着登记簿，挨个登记名字、籍贯，发放号牌。

“拿好号牌，不要挤，一个一个进！”

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扯着嗓子喊。

张招娣攥紧手里小小的硬纸牌，号牌上印着一个数字。她的心怦怦直跳，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前面，一步一步跟着往里走。

这座大院里头，一间一间的小屋被隔成了许许多多狭小的谈话隔间。每天从全国各地涌来的上访群众少的时候上千，多的时候能上万。接待时间有规定：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五点半，星期天不接待。大门口还有值班的工作人员，下午五点半一直守到夜里十点，专门接待那些赶了远路、夜里才到北京的群众，给他们登记、安排临时住宿。

为了方便全国各地来的老百姓，中央按省份分了接待窗口。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全国每个省都有对应的窗口，窗口上面挂着白底红字的搪瓷牌子，老远就能看见。每个窗口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轮班，一天干十个钟头以上，下班的时候还要互相交接工作，交流办案的经验。为了接待少数民族群众，还有懂各民族语言的干部在这里上班。

张招娣顺着墙上的指示牌，找到了湖南窗口。

窗口里面坐着一位女同志，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中等个子，常年操劳，眼角已经爬出来好几道鱼尾纹，两鬓悄悄冒出了丝丝银发。她把头发简单用一根黑色发夹别在脑后，身上穿一件洗得褪色的灰色卡其布外衣。

她自己从前也被划为“黑五类”，受过不少磨难，等到平反以后，才得到这份工作。这份岗位来得太不容易，她打心底里珍惜，总想趁着还没退休，多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办几件好事。

每天她都来得很早。先拿扫帚把小小的接待室仔仔细细扫一遍，再拿抹布把桌子、椅子、窗台擦得干干净净，抽屉里的文件按顺序理得整整齐齐。干完这些活，她才坐到桌子后面，安静等候上访的群众。

电话铃响了。

她拿起听筒，听完那边报来的名字，抬起头朝着门口，温和地喊了一声：

“张招娣。”

听见叫自己的名字，张招娣的呼吸一下子屏住了。门轴轻轻“吱呀”响了一声，她站起身，两条腿有点发僵，一步一步挪进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