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那晚的事(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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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哪?”
“不知道。我妈可能知道,但她不说。我问过,她只说一句——‘你姐没事,你别再问了。’那个表情就是再问下去她要翻脸的表情。”
“后来呢?”
“后来就没回来过。”刘桂芳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每年过年有人寄钱来,地址从来不写全。钱够花,就是人不露面。我妈活着的时候每年收到钱都哭一场,但从来不提桂仙的名字,也不许我们提。”
“你妈走了多久了?”
“三年了。走之前那几天,她忽然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桂仙那孩子命苦,怪只怪她那年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陈建国靠向椅背。墙上自己的影子被灯光拉得很长,拖到天花板上,折了一个角。他想起孙大勇寄来的那个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日期。刘桂芳说那个信封她一直留着,搁在她的陪嫁箱子里,这么多年从来没跟别人提过。她不是不想提,是不敢提。
“你为什么愿意告诉我?”
刘桂芳抬起头,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坚定。那种坚定不是一腔热血的冲动,是一个人在心里想了很久、想了无数遍之后终于找到了出口。
“大勇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有些事看着过去了,其实没过去。早晚有人会来问,那张纸上写的早晚会有人查。我做不了的事,总有人能做。”
她顿了顿。
“你就是那个人。”
班车在县道上一颠一颠地跑,窗外的麦田一片接一片地往后退。夕阳斜挂在西边的树梢上,把整片田野染成一种金红的颜色,但陈建国没有心思看。
他靠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手掌贴着粗糙的座椅表面,掌心里还残留着那张纸的触感——薄、脆、发黄。脑子里的拼图在一块一块地拼合。
孙大勇写了真实的化验报告→94年7月14号出了事(刘桂仙被打)→孙大勇做了手术写了报告→被人叫去“谈话”→辞职→改名换姓→跑到外县当临时工。
而那张底稿上“李建国”的名字,是临时填上去补班的替身。孙大勇消失以后,另一个人坐在了他的位置上,所有记录都被重新整理过,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刘桂仙是被赵卫东的人打的。
为什么打?因为她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刘桂芳她妈临死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怪只怪她那年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陈建国闭上眼,试着把时间线排好。94年7月14号下午,刘桂仙在供销社加班盘点。供销社的仓库,赵卫东家的地盘。加班盘点意味着她能接触到库存单和进货记录。她看到了什么?账目不对?货物不对?还是看到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
他睁开眼,看向车窗外飞速掠过的行道树。树的影子一段一段地从脸上滑过去,明暗交替。
林秀珍的第一次怀孕是94年秋天。
两个时间点之间,隔了不到三个月。
刘桂仙的被打、孙大勇的辞职、赵卫东的手下、94年产检复印件、赵卫东与林家的关系——这些事看似分散,细看却都被同一只手压着。那只手暂时看不见,却能从每一条线索的抖动里感觉到。
车进县城的时候,尾气被秋风吹散,街边的小吃摊冒着白烟,炸油条的锅里噼啪作响。陈建国看着县城熟悉的街景——邮局、供销社、五金店、修自行车的铺子——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他一开始以为这些事是从94年开始的。但从刘桂芳说的话来看,赵卫东家的势力在这座小县城扎根的时间,比94年还要早得多。吉普车、四个兜的中山装、糊了泥的车牌——这些不是临时起意能凑出来的东西。
孙大勇不敢回来。
刘桂芳不敢深究。
刘桂仙不能回来。
敢查的只有他。
陈建国付了车费,跳下班车,走在县城傍晚的街道上。他的手不自觉地摸了摸口袋里那张纸——孙大勇寄来的信封,他今天出门前揣进了兜里。
纸上的字在兜里被体温焐得温热。
“早晚有人会来问”——刘桂芳这句话,他一路上都没忘。他现在就是那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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