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章 权力的游戏（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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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扫”计划的阴影，如同无声的寒流，悄然渗透进上海滩的每一个角落。特高课内部独立行动组的启动，意味着南造云子挣脱了部分束缚，她的报复将更加精准和致命。明渊通过佐久间健二这条内线，能窥见计划的冰山一角，却无法掌握其全貌和具体时间表。这种明知利刃悬顶，却不知何时落下的感觉，比直接的正面冲突更令人窒息。
然而，就在这危机四伏的背景下，一场由日本驻沪最高军政机关联合召开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略恳谈会”，却将明渊推向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更为耀眼的权力舞台。
会议的规格极高，与会者除了日军陆海军将领、特高课及宪兵队首脑、汪伪政府核心成员外，还包括了一批被日方视为“有远见”、“可合作”的中国各界“精英”代表。而明渊，凭借其“藤原拓海”的贵族身份、在经济领域的“卓越成效”、以及在特高课内部“站稳脚跟”的表现，赫然在受邀之列，并且被安排在了相对靠前的位置。
这无疑是藤田芳政制衡手腕的又一次体现。在南造云子暂时失势、内部需要稳定和新动力的当下，提拔和展示“藤原拓海”这个“成功合作”的典范，既能安抚中国合作者，又能向东京展示他在上海经营的“成果”，同时，也未尝不是对南造云子的一种无声警告和刺激。
明渊穿着一身剪裁极其合体的深色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那种经过精确计算的、混合着谦逊与自信的表情，步入会场。他能感受到四面八方投射而来的目光——好奇的，审视的，嫉妒的，以及……来自南造云子那个方向的，冰冷刺骨的敌意。
她今天也出席了会议，坐在藤田芳政稍后一些的位置，面无表情，仿佛一尊精美的冰雕。但明渊能感觉到，她那看似平静的表面下，压抑着何等汹涌的毒焰。
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如何在军事占领之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更有效地“巩固战果”，“引导支那民心”，实现所谓的“长期共存共荣”。
二
起初的发言，大多是老生常谈。日军将领强调武力威慑的必要性，汪伪官员则大谈“和平建国”的“伟业”，充斥着虚伪和空洞的口号。
直到一位来自东京大藏省（财政部）的顾问，提出了一份旨在进一步加强对占领区资源掠夺和经济控制的方案。该方案计划推行更严苛的物资统制、强制性的“国策公司”入股、以及发行新的、与日元更紧密捆绑的“合作货币”，以彻底榨干华东地区的经济潜力，为日本的战争机器输血。
这份方案得到了在场多数日本军政人员的赞同，汪伪官员们则唯唯诺诺，不敢有丝毫异议。
就在会议主持人准备就此定调时，明渊举起了手。
“藤原顾问，请讲。”主持会议的日军中将微微颔首。
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他身上。
明渊缓缓站起身，没有立刻发言，而是先向主席台和各方代表微微鞠躬，姿态无可挑剔。然后，他才用清晰而沉稳的日语开口，声音不高，却足以让每个人听清：
“诸位的远见卓识，令人钦佩。加强对占领区资源的整合，确为支持圣战所必需。然而，”他话锋一转，语气依旧平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在下认为，纯粹的榨取，或许并非最优解，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会场内响起一阵细微的骚动。有人皱眉，有人露出感兴趣的神色。
“请藤原君详细阐述。”中将示意道。
“哈依。”明渊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那些日本决策者脸上，“我们征服这片土地，是为了将其纳入‘共荣’体系，而非将其变成一片毫无生机的废墟。竭泽而渔，固然能解一时之渴，但从长远看，却会毁掉我们未来可持续获取利益的根基。”
他走到悬挂的巨大地图前，拿起指示棒，指向华东地区：“严苛的统制，会扼杀民间最后的经济活力，导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市场彻底瘫痪。这不仅仅会减少税收，更会制造出无数绝望的饥民，成为抵抗分子滋生的最肥沃土壤。届时，我们不仅要面对前线的敌人，还要耗费巨大精力来镇压后方永无止境的骚乱和破坏。”
他顿了顿，让众人消化他的话，然后继续道：“至于新的‘合作货币’，若不能与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挂钩，不能建立起最起码的信用，强行推行，只会重蹈军票的覆辙，甚至引发更剧烈的金融动荡和民怨。”
“那依藤原君之见，该如何？”一位海军将领饶有兴致地问道。
“怀柔，与掌控并重。”明渊放下指示棒，语气坚定，“我们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技术合作’、‘定向贷款’等方式，将重要的工商业纳入可控范围，既保证战略物资的供应，又维持基本的经济运转。对于货币，应暂缓发行新币，而是首先稳定现有金融市场，打击黑市和伪钞，恢复起码的流通秩序，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引导……”
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微的措施，听起来完全是从维护“帝国长远利益”出发，充满了“经济理性”和“战略远见”。他巧妙地引用了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观点，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说得有理有据，甚至连一些原本持反对意见的日方经济官僚，也开始认真思考起来。
他没有直接反对掠夺，而是提出了一个“更聪明”、“更可持续”的掠夺方式。他将残酷的剥削，包装成了“共赢”的合作。
三
明渊的发言，在会场内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支持者认为他的观点更具前瞻性，反对者则指责他过于“理想化”和“软弱”。
明渊始终保持着冷静，应对着各种质疑。他不再依赖系统的即时推演，而是完全凭借自身对经济规律的深刻理解、对人性贪婪的精准把握、以及对日方内部不同派系利益诉求的敏锐洞察，进行着这场高难度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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