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4章 到底是伯乐相马，还是闭眼摸象？（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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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打电话汇报：“沙书记，汉东大学党委今天下午召开了全校干部大会，通报了袁红军被省纪委监委立案调查的情况，并宣布在全校范围开展师德师风专项教育活动。
同时，学校党委决定，对马克思主义学院班子成员和相关管理人员，开展全面谈话了解。”
傍晚六点，吴春林来到沙瑞金办公室，带来了一份更为详细的汉东大学干部队伍情况摸底报告。报告是省委组织部通过高校干部人事管理系统汇总的，综合分析了几所省属重点高校班子成员和二级学院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沙瑞金翻了几页，在看到马克思主义学院近五年干部任免记录时，目光停留住了。记录显示，袁红军在担任院长之前，曾在该学院任副院长三年。
在他任副院长期间，学院先后有两位女教师因个人原因调离汉东大学，一位年轻男教师离职攻读博士，之后再未返校。
这些人调离或离职的具体原因，在干部人事档案中语焉不详，只用一句因个人原因草草带过。
沙瑞金看着那几行记录眉头紧锁，感到一阵后背发凉。他意识到有些问题的苗头，可能远在袁红军担任院长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而这些问题，由于高校管理的相对自主性和干部考核的宽松软，被长期掩盖在个人原因这样的模糊表述之下。
“春林同志，从这个事件中，反映出一个共性问题：我们对高校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确实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下一步，省委组织部要拿出一个高校干部监督管理的专项方案来。
特别是对高校二级学院的负责人，要纳入日常监督管理范围，不能成为独立王国。”
“沙书记，这个专项方案，是否需要省政府那边的教育厅共同参与？”
“教育工委和教育厅本身就是省政府组成部门，他们参与是应该的。方案起草时可以请刘杨省长那边提意见。”
他只说了提意见，话虽如此，心里却带着一丝不甘。因为他知道刘杨对高校管理这类议题，一旦介入必然会用他那套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的逻辑，把整项工作推向一个沙瑞金未必完全掌控的方向。
但他已经没有选择了。袁红军的案子还在持续发酵，网民们正用放大镜审视着汉东省每一个干部失德的案例，他必须采取行动来回应舆论的追问。
晚上九点，高育良主动给沙瑞金打来了电话：“沙书记，关于政法系统纪律作风专项整顿的事，我已经让政法委拟了一份初步方案。方案里，想到了一个问题。政法系统的干部，和高校系统的干部，在八小时外的监督方面，都存在类似的空白。
比如，干部个人生活圈、社交圈的问题，组织上很难掌握。袁红军的案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我建议能否以省委的名义，出台一个加强干部八小时外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把这块短板补上？”
沙瑞金握着电话想了想，觉得这个建议确实可行。但他在潜意识里感到一丝不安：高育良的这个提议，看似只是顺水推舟的亡羊补牢，但实际上，它何尝不是在敲打他之前选人用人识人不明的责任？
他没有直接回答好还是不好，只是模棱两可地说：“这个意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你可以先提初步框架，待时机成熟时提交省委深改委会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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