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三章 家庭土壤（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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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那年，他第一次偷东西被发现。他后来在审讯中说，那次偷的是家里的钱，拿去买吃的。他说他并不害怕，反而觉得有些刺激。
父亲没有骂他，而是转身去工具间拿了一把老虎钳出来。
蓝色的塑料手柄，铁的齿口，开合时发出生涩的金属摩擦声。父亲把他的手按在桌上，钳口夹住了他左手中指的中段，然后开始拧。
段国诚后来对警方回忆这件事时，没有用“疼”这个字。他说的是“响”。骨头被钳子夹住慢慢收拢时发出的那种闷响，像踩碎一片干树叶。手指的皮肉在钳齿了”、“再偷就把你手废了”。那天晚上他没有哭。母亲在厨房里洗碗，竟然也没有出来阻止。
那根手指后来落下了终身残疾，弯曲受限，使不上力。它成了段国诚身上唯一一件父亲留给他的东西，一个不会消失的提醒。
父亲用老虎钳管教儿子，本意是让儿子“改掉恶习”。但他实际教会儿子的东西完全相反：暴力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你犯了错，就用钳子。你惹了麻烦，就用钳子。钳子夹下去，问题就没了。至于什么是错、为什么是错，没有人告诉他。
讽刺的是，被钳子夹过之后，段国诚并没有停止偷窃。他从这件事里学到的不是“偷东西是错的”，而是“被抓住才会被夹”。
此后他不再在家里偷，开始在外面偷。他的目光对准了同学的书包、学校门口的小卖部、菜市场的钱盒。他明白了一件事：最坏的结果他已经经历过了，挨打这件事一旦被突破一次，后面的每一次都只是重复。
父母对段国诚的教育方式，可以用两个词概括：母亲是不管，父亲是暴力。母亲长期忍受家暴，早已没有力气做母亲该做的事，她的沉默被七岁的段国诚认为是对他的抛弃。
段国诚后来对所有女性的态度，根子埋在这里。审讯中他对袭击对象的残忍，被警方分析为“仇视异性”。但仇视不是天生的，它起源于他母亲在他遭受父亲暴力惩罚时候的沉默。
1985年，段国诚十三岁。他和几个同学撬开了学校附近一间杂货铺的后窗。第二天，店主发现后窗被撬，丢了东西，报了警。派出所的民警来查了一圈，很快从其中一个同学嘴里问出了全部经过。几个孩子被带到了派出所，段国诚是其中之一。
民警通知了家长。段松青到派出所的时候，段国诚正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他看见父亲从门口进来，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父亲没有看他，径直走进了办公室。
过了一会儿，父亲从办公室里出来了，民警跟在他身后。
段国诚站起来，以为父亲会带他回家，但父亲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从段国诚面前走过，目光平视前方，直接走到派出所门口，推开门，走了出去。
就这样，十三岁的段国诚进入了少管所，被判三年，后因违反监规加刑两年。从十三岁到十八岁，他在高墙里度过了一个人本来最美好的五年时光。
他觉得父亲和母亲彻底放弃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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