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2章：时代之下那些人的境遇（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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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声从一个老矿工佝偻的胸腔里爆发出来，他不得不停下手中的镐头，扶着一旁的坑木，痛苦地喘息，每一声咳嗽都仿佛要把肺叶咳出来。
旁边年轻的矿工默默递过一个破旧的水壶。
老矿工喝了一口，浑浊的水顺着嘴角流下，混合着脸上的煤灰，在矿灯下留下蜿蜒的痕迹。
“王叔，你这咳得越来越凶了，要不......跟工头，歇两天？”
年轻矿工低声劝道。
“歇？拿啥歇？”
老矿工喘匀了气，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
“家里五张嘴等着呢，再，咱这咳，是矽肺，下井的，有几个能不得？歇了也好不了，白花钱。”
他惨然一笑，露出被煤灰染黑的牙齿。
“听矿上医院新来了个红袍欧罗巴的大夫，是什么新机器能照出肺里的毛病。
可那机器金贵，看一眼，怕不得抵咱半年工钱？谁看得起？咳不死，就接着干吧。”
他重新抡起沉重的镐头，砸向坚硬的煤。
万里之外，南洋，苏门答腊，一处隶属民会某位大佬的橡胶园。
烈日如火，炙烤着整齐划一的橡胶树林。
割胶工们赤着脚，踩着滚烫的泥土，在林间穿梭。与过去不同，他们每个人手腕上，都多了一个粗糙的、防水的纸质编号手环，腰间挂着一个特制的木牌。
每割完一棵橡胶树，他们要用刀在木牌上对应的凹槽里刻下一道痕迹。
这是民会推行“技术改良”后的“科学管理”新措施。
精确的计件工资。
工头不再仅仅依靠目测和估算，而是每天检查木牌上的刻痕，精确计算每个割胶工当天割了多少棵树，流了多少胶乳，然后据此发放工钱。
管理手册上宣称，这“极大激发了工人积极性，提升了生产效率，实现了劳资双赢”。
一个瘦的少年割胶工，满头大汗，拼命地加快速度。
他的手指被胶刀磨出了水泡，水泡又磨破，和乳白色的胶液混在一起，钻心地疼。
但他不敢停，因为今天要割不够“标准量”，就拿不到最低的“保底工钱”，而那个“保底工钱”，只够他一个人勉强糊口，家里生病的母亲还等着他拿钱买药。
不远处，一个穿着短袖衬衫、戴着遮阳帽的“技术员”，正拿着怀表和笔记本，记录着几个割胶工的动作，不时用尺子测量割线的深度和倾斜度，然后在本子上写写画画，似乎在计算最优的割胶频率和角度，以“最大化出胶率”。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效率优化”中，对身边那些疲惫、痛苦、黝黑的面孔，视而不见。
“效率”、“产量”、“科学”、“摩登”......这些词汇在报纸上、在广播里、在咖啡馆的谈论中，闪闪发光，代表着进步与希望。
它们化作了京师不夜的霓虹，外滩高耸的大厦，天津港轰鸣的吊车，街道上奔驰的汽车。
然而，同样的词汇，在闸北闷热的车间里，是女工手背上渗血的红痕和十二时无休的轮班。
在开滦地底黑暗的巷道中，是老矿工咳出的带着煤灰的痰和肺里无声沉积的死亡。
在橡胶园灼热的烈日下，是少年割胶工血肉模糊的手指和腰间那块决定生存与否的冰冷木牌。
时代的巨轮轰鸣向前，声浪太大，卷起的烟尘太浓。
以至于有人听不见那些细微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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