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九章 大理寺新官（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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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坐下。
茶泡上了。
槐树的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就落几片进茶碗里。
狄仁杰先说的，是绛州。
他说绛州的案子，多是田土、婚姻、债务。
小，琐碎，可每一件后头，都站着几个活不下去的百姓。
他说他这三年学会了一件事：案卷上的字是死的，字后头的人是活的。
断案先断人。
“有一回，一个老妇人告儿子不孝。”
狄仁杰说，“状纸上写得血泪俱全。我传那儿子来问，问到最后，那儿子跪下来，说，大人，不是我不孝。是我娘，怕我走后没人给她送终，故意告我，好让衙门把我留在本县，不让我去边地服徭役。”
“你怎么断的？”
“我让他们母子在堂上对坐了半个时辰。”
狄仁杰说，“最后两个人都哭了。案子撤了，徭役也没免。可那儿子走的那天，老妇人追出十里地，把一双新鞋塞给他。”
杜荷听完，说：“这就是你说的，断案先断人。”
杜荷点头。
这和他教李治的，是一个道理。
“然后呢？”杜荷问，“到了大理寺，想怎么干？”
“我昨日在城外，听说了陛下秋决的事。”
狄仁杰说，“头一件，就把河中府的盗粮案，打回了大理寺。”
“是。”
“杜哥，你信不信，那案子，我也觉得有蹊跷。”
狄仁杰说，“三斗米，一百二十文。一个壮劳力，为这点钱去盗官仓，除非官仓的门，是敞开的。”
“所以陛下打回了。”杜荷说，“这件案子，会落到你头上。”
狄仁杰的眼睛亮了一下。
“那正好。”他说，“我拿它练手。”
茶过三巡，话转到了制度上。
狄仁杰说，他在绛州最大的遗憾，是县衙的案子各断各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同样的偷牛，张县令判杖六十，李县令判流一年。
百姓不服，只能上告。上告的路，又远又难。
“所以我一直想，”
狄仁杰说，“若天下的案子，能像度支的账一样，有一个统一的格式。谁断的，怎么断的，依的哪一条律，都写得明明白白。那冤案，就能少一半。”
“难。”杜荷说，“账是死的，案子是活的。可再难，也值得做。你到了大理寺，先别急着抓人。先立规矩。”
“规矩怎么立，我也想好了。”
狄仁杰说，“先把积案按案由和年份分出来，再按轻重缓急排。最急的先办，最陈的先查。每一件案子，都给它一个位置。位置定了，人心就定了。”
“你连这个都想好了。”杜荷笑。
“在牛车上想了一路。”狄仁杰说，“颠得越狠，想得越清。”
“我也是这么想的。”
狄仁杰说，“规矩立起来了，人就好管了。人好管了，案子就好断了。”
“还有一样。”杜荷说，“大理寺不比绛州。那里的每一件案子，后头可能都牵着长安城里的哪位大人。你查案的时候，把眼睛放亮，把手放稳。”
“我知道。”狄仁杰说，“所以我把最难的几件，都留给自己查。真出了事，先烧不到别人头上。”
“长安的水，比绛州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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