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喧嚣的大光明戏院，迟来的半圆粉笔（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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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半，郑耀先换了一身行头出了门，
不穿西装了，换了一件灰扑扑的棉布长衫，头上扣了一顶旧毡帽，脚上是双半新不旧的布鞋。这身打扮在上海滩的弄堂里随处可见，放进人堆里转两圈就找不着了。
他没走正门，从区部后院翻墙出去，在隔弄堂里。弄堂窄得只能过一辆黄包车，两边的晾衣竿上挂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和被单，滴滴答答地往下淌水。
他先去了霞飞路上一家白俄开的酒吧，站在吧台边喝了半杯伏特加，跟老板又聊了几句买不买得到乌克兰的黑面包之类的废话。喝完出来，沿着弄堂钻了两个弯，在一家理发店门口站了三分钟，从镜子里观察身后有没有跟着的人，
没有，
但他不急。反跟踪这种事，不能只查一遍。他师父过，真正的尾巴不会跟在你身后三十米内，而是在一百米开外的平行弄堂里蹲着，你拐弯他也拐弯，你停他也停，像两条永不相交的铁轨。要用“窗户”和“镜子”去找，不能回头。
他又拐进了一家茶馆，在楼上靠窗的位置坐了一刻钟，要了壶碎银子。窗户对着马路，能看到两边的门脸。街对面有个卖香烟的摆摊，摆摊后面站着个穿着棉袍的男人，圈短微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在翻。郑耀先看了他三分钟，那个人的报纸从头到尾没翻过一页。
待定，
又过了五分钟，那个穿棉袍的“口报人”把报纸塞进口袋里，买了包前门的烟，慢步走了。走的方向是向西，跟郑耀先的目的地完全相反，不是跟踪者，只是个等人的闲汉。
郑耀先放下了心。他结了账从茶馆后门出来，在一条黑漆漆的巷子里快步走了两百来米，绕到了南京路上的大光明大戏院后面。
戏院后巷是上海最乱的地方之一。垃圾桶旁边蹲着赌骰子的瘪三，墙根下靠着打瞌睡的车夫，偶尔有两个穿旗袍的女人从后门里钻出来，一路跑着腿进了不远处的舞厅。空气里混着煤油灯的焦味、油锅的烟味和不知从哪儿飘来的一股子潮湿的霉味。
后巷尽头有一家只有两张桌子的面馆。老板是个湖北人，五十来岁，瘸了一条腿，整天闷头煮面不太爱讲话。面馆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菜单，只有三样：葱油面、阳春面和大排面。
郑耀先走进去，在靠里的那张桌子坐了下来。
“阳春面，多放醋。”
里面那张桌子上已经坐了一个人。
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土布衣裳，头发拿一根黑色的布条扎在脑后，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墨渍。面前放着一碗快要见底的葱油面和一碟咸萝卜干。
程真儿。
她没有抬头看郑耀先，也没有任何招呼。两个人就像两个互不相识的食客，各自坐在不到三尺远的位置上，谁也不看谁一眼。
郑耀先余光扫了她一眼。半个月没见，她瘦了一些，脸上的颜色不如上次见面时那么好看。手指头的墨渍比以前重了，明她这段时间拄写情报的工作量很大。他心里动了一下，但脸上什么都没显露。
面端上来了。郑耀先用筷子拌了拌，低头吃了两口，
然后他用很低的声音了一句话，低到只有面前这张桌子的距离能听清。
“鱼干了。”
三个字。意思是：薛平的事结了，名单没有入任何一方手中。
程真儿夹起一根咸萝卜条放进嘴里嚼了嚼。
“嗯。”
一个字。意思是：收到了，我已将情况上报，上面很满意。
郑耀先又吃了两口面。
“最近有没有人在黑市上收大功率的电台零件？不是普通的，是那种只有通讯站级别才用得上的东西。”
程真儿停了一下筷子。
“有。码头那边的胡三，上个月有几个操东北口音的人来他铺子里问过特种电容和高频震荡管。出手阔绰，不讲价。他觉得不对劲，没接这个活儿。”
“东北口音。”郑耀先用筷子在碗里搅了搅，“跟我想的一样。”
“什么意思？”
“满铁的人。”他的声音更低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特工，潜进上海来了。他们不是为了收电台，是为了联络一个人。”
他从长衫的内袋里掏出了一张折了两折的纸，展开放在桌上。纸上是他凭记忆画的一张素描，线条不多但五官特征抓得很准。
程真儿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画。
她的筷子在空中停了一瞬，
然后她把筷子放了下来，拿咸萝卜碟子压住了画的一角，假装在吃菜，但她的眼神变了，原本平静得像一潭水的眼睛里，忽然翻起了一层极细微的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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