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年（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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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转眼便到了1965年初。
京城的风还是硬的，吹在脸上带著刀子似的冷劲儿，从西伯利亚一路刮过来，不带一点水分。
刘国清坐在一机部副部长办公室里，面前摊著一摞文件，最上面那份是三线建设西南片区的阶段性匯总报告。
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早就落光了，光禿禿的枝丫在风里晃，偶尔有几只麻雀落上去，站不稳，扑棱两下又飞走了。
老旅长走了快三个月了。
公祭大会那天的情形，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那天他被破格安排在二先生身边做副手，站在主席台上，看著中央。
公祭大会结束后，宾客陆续散去。
刘国清站在旁边，正准备去安排后续的事，一转身，却看见了二先生。
二先生站在主席台侧面的柱子旁边，背对著人群，肩膀在微微发抖。
他扶著柱子，低著头，没有声音，但那种无声的悲慟比任何嚎啕都更让人心里发紧。
刘国清站在原地没动，不知道该不该上前。过了一会儿，二先生直起身来，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转过身，看见了刘国清。他走过来，握住了刘国清的手，用力握了握，声音沙哑得厉害：
“谢谢你啊，国清同志。你陪他走完了这人生中最艰难的几年。”
刘国清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张了张嘴，最后只挤出几个字：“应该的，首长。”
二先生没再说什么，拍了拍他的手背，转身走了。
刘国清站在原地，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那个滋味，说不清楚。
那晚，二先生破例留他谈了话。
在办公室里，二先生坐在沙发上，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两人隔著茶几说了一个多小时。
二先生没谈什么具体的工作安排，说的都是大事，是方向，是关於这个国家接下来该怎么走的一些想法。
他听得多，说得少，该点头的时候点头，该应声的时候应声。
二先生说：“国清同志，你是老陈带出来的人，老陈看人不会错。到了地方上，你该放手乾的就放手干，不要怕担责任。”又说：“西南那边的事，你心里有数就好，不著急，一步一步来。”
刘国清一一记著。
那晚从二先生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院子里的路灯亮著昏黄的光，照在青石板地上，白花花的。
他站在台阶上点了根烟，抽了两口，把烟掐了，转身走了。
逝者已逝，生者自当遵照遗志，继续为伟大的民族復兴而努力。
老旅长的话他都记著，老旅长交代的事他一样都没忘。
刘国清靠在椅背上，把思绪从回忆里拽回来，伸手拿起桌上的茶杯。
茶已经凉了，他又放下。
老旅长走后的这几个月，他基本上没怎么歇过。
白天在部里处理公务，晚上回家还要看文件，周末不是在石景山就是在各个分厂。
石景山这几年摊子铺得太大了，京津冀三地的资源整合进来之后，光是分厂就有一百多家，工人三十五万。
三线建设的任务越来越重，西南那边的摊子刚铺开，这边又有一堆事等著他拍板。
敲门声响了。
秘书周至柔推门进来，手里拿著一个文件夹，脸上带著一种恰到好处的恭谨。
小周这些年变化不小，以前是一机部办公厅的小科员，现在是计划处的处长兼正处级机修厂的书记，还兼著刘国清的专职秘书，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但从不抱怨。
“部长，第四批援越回国的技术工人，明天抵达。”
刘国清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凉了也没在意，放下杯子问道：
“是不是按照前三批的方式，做了思想动员以后，安排到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
前三批工人回来之后，他都见了。
那些人在越南干了两年多，回来之后大多胖了一圈，不少人在那边是真的有点没心没肺的，但谈到回国支援建设的时候又另一种態度。
他当时跟他们座谈，问他们愿不愿意去西南支援三线建设，大部分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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