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9章 意共的困境（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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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大利作为协约国成员，战后社会矛盾异常尖锐。
退伍军人失业、农民失地、工业萧条、政府软弱无能。
在这样的土壤上，贝尼托墨索里尼领导的“国家法西斯党”以其极端的民族主义、反共主义、权威崇拜和承诺“恢復秩序与伟大”的蛊惑宣传，迅速吸引了大量对现状不满的中產阶级、退伍军人、地主以及害怕“赤化”的资本家支持。
其武装核心“黑衫军”在资本资助和部分国家机器成员的纵容下，有组织地对工会、社会党及共產党机构、报刊进行系统性暴力袭击和破坏。
与法国资產阶级政府试图先镇压再谈判不同，义大利统治集团选择了“引狼入室”。
1922年10月，墨索里尼策划了“向罗马进军”（在此时间线中，由於德国革命和法国动盪的影响，欧洲整体左倾压力更大，义大利统治阶级的恐惧更深）。
面对数万黑衫军向罗马的压迫性示威，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拒绝了政府颁布戒严令的建议，反而邀请墨索里尼组阁，授予其总理职位。
这意味著法西斯势力通过“合法”与暴力结合的方式，迅速掌握了义大利国家政权核心，並开始系统地利用国家机器巩固权力、清洗异己。
义大利共產党（pci）在葛兰西、陶里亚蒂等人领导下，早期力量主要集中在都灵、米兰等工业城市的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中。
面对法西斯暴徒的袭击和隨后法西斯政府的压迫，意共进行了英勇抵抗，组织了工人自卫队，在部分工业区与黑衫军发生激烈武装衝突。
然而，其面临的环境比法国同志恶劣得多：
意共的同志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分裂、犹豫的资產阶级共和国政府，而是一个得到国家机器背书、意识形態极端、手段残酷无情的法西斯独裁政权。
这个政权从墨索里尼上台伊始就公开宣布要“剷除共產主义毒瘤”。
法西斯党不仅有自己的军事武装，还迅速渗透和控制了国家警察、宪兵，並获得了军队中保守势力的默许甚至合作。
意共的武装力量相对分散弱小。
而且义大利目前的社会基础被法西斯党分化，法西斯的民族主义和针对特定群体的社会救济宣传，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部分小资產阶级和失业人群，削弱了无產阶级统一战线的潜力。
德苏对意共的支援，由於种种原因，以及义大利本身並非德苏目前战略优先方向，对意援助的规模和效果远不如对法共的支援。
援助多限於资金、有限武器偷运和政治指导，难以改变战场態势。
而且，墨索里尼掌权后，並没有立刻实现国內的稳定，反而因其激进政策和对意共的镇压引发了更广泛的社会反弹。
目前义大利境內呈现出一种低烈度內战与白色恐怖交织的状態：
黑衫军和国家警察在全国范围內，特別是城市和左翼传统据点，进行大规模搜捕、迫害意共党员、工会积极分子、反法西斯知识分子。
监狱人满为患，特別法庭肆意判刑，暗杀事件频发。
法西斯试图用恐怖手段摧毁有组织的反抗。
意共在城市武装起义尝试遭遇残酷镇压后，意共部分力量转入地下状態，构建秘密网络，坚持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南部和山区的另一部分力量转向游击战，袭击法西斯官员、破坏交通线、保护意共的支持者。
葛兰西等人则更加强调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进行“阵地战”——即在文化、思想领域长期坚持斗爭，瓦解法西斯意识形態，积蓄力量以待生变。
在义大利的乡村和偏远地区，意共游击队与法西斯民兵、宪兵之间的交火时有发生。
在城市，刺杀、爆炸、街头遭遇战不断。
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整体上法西斯掌握著国家暴力机器，意共目前处於劣势。
而国王和大资產阶级虽然对墨索里尼的某些激进手段有所疑虑，但总体上仍將其视为防止共產主义革命的堡垒，提供著全方位的支持。
1926年6月10日，柏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旁的机密会议室。
韦格纳放下手中关於义大利近况的报告，打破了会议室內的沉默。
“同志们，义大利的报告大家都看过了。
墨索里尼不是克列孟梭，也不是毕苏斯基。
他建立的是一个以系统性暴力和民族主义狂热为內核的新型反动政权。”
克朗茨面色凝重：
“意共的同志们面对的是一个从上台第一天就公开宣称要从物理上消灭共產主义、並且正在高效实施的国家政权。
黑衫军不是简单的暴徒，他们是穿著准军装的法西斯党卫军，並且与警察、宪兵甚至部分军队已经在实质上形成了共生关係。”
台尔曼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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