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9章 韦格纳的考虑（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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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劳动力分配的合理性不等於社会心態的合理性。
当一个人被安排在某个岗位上久了，他很容易產生一种错觉——觉得这个岗位是他自己凭藉“能力“贏来的，而不是国家按照社会整体需求配置给他的。
这种错觉如果跟“收入差距“的观察结合起来，就会发酵成“我配得上更多“的怨愤。
而怨愤一旦跟可乘之机相遇，就是腐化的起点。
韦格纳站起来走到墙边的那排书架前，取下一本红色封面的册子，那是一九三三年德国颁布的《干部行为守则》，
其中，第三章第十二条里写著：
“任何公职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获取职权范围之外的个人利益，不得以任何形式將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特权，不得利用所掌握的档案信息对社会成员进行非法的、非公务目的的控制或要挟。“
这个条款是在一九三三年冬天经过三次討论修改之后最终通过的，当时有人觉得措辞过於严苛，但韦格纳坚持保留了“控制或要挟“这个词组——他那时候就知道，有人在的地方，就有人可能会用信息当工具去压迫別人。
但条文写在那里是一回事，被严格执行是另一回事。
巴黎案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在於——有制度，但制度没有被充分执行；
有规范，但规范在部分基层执行者那里被绕过了。
问题不在於制度设计本身，而在於制度运行的过程中有监督盲区。
韦格纳把册子放回书架上，走回窗前。
天已经完全黑了，柏林的夜景在窗框里铺展开来，暖黄色的街灯沿著街道排列成整齐的光带，在一些较宽的广场附近可以看到稀疏行人的轮廓。
韦格纳想到了关於旧社会残余的那个问题。
在穿越过来之前，他曾经读过很多关於社会转型的理论材料，那些材料告诉他：
一个旧制度被推翻之后，旧的思想不会同时被推翻。
人会换衣服，换旗帜，换口號，但脑袋里那些根深蒂固的东西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才能真正消化掉。
德国革命到现在十八年了，第一代在新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正在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乾净的、有信念的、没有沾染旧世界的习气的。
但在现有的中高层干部队伍里，很多人是在旧社会度过了青春期甚至成年期的——他们见证过旧社会的丑陋，但那些丑陋也曾经在某些阶段给他们带来过便利或者利益。
一旦环境鬆动，他们的意志力不够强，就有可能滑回那些早已存在的心理沟壑里去。
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在强调政策调控要循序渐进。
不冒进，不急於求成，但也不放鬆警惕。在过去的德国建设歷程中，他有过多次被人批评“太慢“的时刻，他总是回答同一句话：
“快了根基不牢，慢了会被追上。这个速度不能由情绪决定，也不能由压力决定，得由实际情况决定。“
巴黎案让他再次確认了这个判断。
如果德国的干部队伍也在经歷类似的渗透和腐化，那说明这种问题的根源不在个別国家，而在於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结构性挑战——如何让新制度的运行者有足够的思想自觉来守住新制度的底线。
想到这里，韦格纳回到桌边坐下，拿过一页空白信纸，在上面写了几行字，作为接下来几次会议需要討论的议题草稿：
“一、梳理国內现行干部监督机制，比对巴黎案暴露的漏洞类型，进行內部自查。“
“二、重新审查各部门对旧社会档案资料的管控和使用权限，防止类似以档案相要挟的情况出现在任何环节。“
“三、就收入分配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做一次系统部署，让各级干部充分理解当前薪资结构的逻辑，避免產生自己应得更多的错觉。“
“四、在明年春季的党校课程中增加关於旧社会残余思想识別与应对的专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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