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8章 德国政府的行动（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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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连威廉二世都不敢审判，那我们还谈什么无產阶级专政那我们还革什么命”
文章的最后一段用了加粗字体：
“人民的法院不是知识分子的沙龙。威廉二世的命运，將由人民来决定，由法律来决定，由事实来决定。
任何人企图用『学术討论』的名义干扰司法，都是对人民意志的蔑视。”
同一天，《柏林日报》在第二版发表了一篇长文，標题是《“宽大处理”背后的政治暗流》。
文章的作者是总政治部宣传处的一名资深编辑，笔锋比《红旗报》的评论员文章更犀利。他没有泛泛地批判“知识分子”，而是点了两个人的名——一个是柏林大学法学院那名讲师，另一个是《人民的声音》油印小报的编者。
文章对法学院讲师的“建议”进行了逐条批驳：
“他说『威廉二世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所以应该从轻处理。按照这个逻辑，一个八十岁的杀人犯也应该从轻处理，因为他『年事已高』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不是为老人发明的，是为穷人发明的。
老人並不比工人更高贵，並不比农民更值得同情。”
关於油印小报，文章写道：
“《人民的声音》——好大的口气。三百份油印小报，就敢代表『人民的声音』了真正的人民的声音，在工厂里，在田野上，在建设工地的脚手架上。
不在大学宿舍里，不在几个文人墨客的沙龙里，不在那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署的『读者来信』里。”
两篇文章发表后，反响比预期的更强烈，不少工人读者给报社写信，表达对文章的支持。
柏林一家电机厂的车间工会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学习討论会，把两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发给每一个工人。
韦格纳没有去看那些来信。施密特看了，在电话里向韦格纳匯报了几句。韦格纳说了一句：“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然后掛了电话。
柏林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研室。十月九日下午。
讲师赫尔曼贝克尔被叫到了法学院院长的办公室。
院长是个老教授，六十多岁，头髮全白了，他不是党员，也不是什么积极分子。
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將近十年，以“平稳”著称——不惹事，不揽事，不出事。但今天，他必须惹一件事，因为这件事已经大到不惹就出事了。
“贝克尔先生，”院长的声音带著一种老人特有的沙哑音色，
“你最近在《学术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於威廉二世处理问题的。”
贝克尔站在那里，双手垂在身体两侧。
“是的，院长先生。那是我个人的学术观点。”
院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那是教育部下来的一封公函，措辞客气但意思明確：
“请贵校对柏林大学法学院讲师赫尔曼贝克尔的言论进行核实，如其文章中的观点確属其个人主张，应在校內进行批评教育；如有组织背景，另案处理。”
院长把公函推到桌子边。
“贝克尔，我不是来审问你的。我是来告诉你——你的文章，有人看到了。看到的人，不只是你我的同行。”
贝克尔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
“院长先生，我只是表达了一个法学家应有的学术良知。威廉二世已经八十岁了，他不可能再对社会构成任何威胁。
对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施加严酷的惩罚，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院长摘下老花镜，用一块麂皮绒布慢慢地擦拭著镜片。擦完之后，他把眼镜戴上，看著贝克尔。
“贝克尔，你在柏林大学教了几年书了”
“六年。”
“六年。六年里，你有没有去工厂参观过有没有去农村考察过有没有和工人农民坐在一起吃过一顿饭”
贝克尔张了张嘴，没有回答。
“你没有。”院长替他说了。“你不需要回答，因为我知道你没有。你每天早晨从你在夏洛滕堡的公寓出发，骑自行车到学校，上完课，去食堂吃午饭，下午在图书馆看书，晚上回家。
你和工人农民唯一的接触，是在街上擦肩而过。”
院长的声音不高，但十分严肃。
“贝克尔，你问我什么是『现代法治精神』。
我告诉你——在德国，法治精神不是写在教科书里的，是写在人民的生活里的。德国人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经歷了战爭、飢饿、失业、贫困。
他们失去了父亲、儿子、兄弟。他们不会忘记是谁把他们推进了那场战爭。你替威廉二世求情，就是在替上一次的战爭求情。”
贝克尔的脸涨红了。
“院长先生，我不是在替他求情。我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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