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4章 美国人在柏林2（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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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多，有人在橱窗前驻足观看，有人在长椅上坐著聊天，有人在报刊亭前翻看杂誌，有人在冰淇淋车前排著队——一小队孩子，手里攥著硬幣，踮著脚尖朝车窗口张望，脸上写满了迫不及待。
那些人的穿著让甘迺迪想起了些什么。
男人的衬衫熨得笔挺，女人的裙子色彩鲜艷，孩子们的运动鞋乾乾净净。
不是每个人都穿得好，但没有人穿得差。
那种均匀的、没有被贫富差距撕成两半的穿著水平，他在美国很少见到。
在大萧条最严重的几年里，纽约中央公园的长椅上睡满了失业者，他们的衣服上全是补丁，有些人甚至没有鞋子。
而现在，一九三五年，美国的经济还没有完全爬出谷底，而柏林的街头，人们的生活瀟洒而自在。
车子继续向前。
“多德先生，”甘迺迪的声音忽然有些乾涩，“美国媒体上说的那些——”
“都是真的。”多德没有等他说完。
甘迺迪愣了一下。
“都是真的”他重复了一遍。
“都是真的。德国確实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德国確实有秘密警察。德国確实有政治犯。德国確实不存在美国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些全是真的。”
“但是——”
“但是，美国媒体没有说的是——柏林的失业率已经在百分之二以下了。
美国的失业率是百分之十七。
柏林的工人每年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可以去波罗的海的疗养院。美国的工人还在为每周六天的工作日和大萧条以来被砍了两次的工资单发愁。
柏林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费，学校管一顿午饭，每顿饭都有肉蛋奶。”
多德说完这些，沉默了。
甘迺迪也沉默了。
车子驶过一座桥。桥下的河水在阳光下闪著细碎的光，河面上有几艘小船，船上的人在划桨，有人在船上支了小桌子，桌上铺著白色的桌布，看起来像是在吃午餐。
两岸的河堤上种满了柳树，柳枝垂到水面上，隨著水波轻轻晃动。河堤上有人在散步，有人推著婴儿车，有人牵著狗，有人在长椅上看书。
“这是施普雷河。”多德说。“以前这条河的河面上全是垃圾，一九二七年，他们花了两年时间清淤、筑堤、种树。现在水质能达到游泳標准。”
甘迺迪看著那条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河，想起了波士顿的查尔斯河。查尔斯河也是乾净的，但查尔斯河两岸住的是有钱人。河这边是剑桥，哈佛和麻省理工；河那边是波士顿，后湾区那些十九世纪的褐石联排別墅。不是每个美国城市都有一条乾净的河流穿过市中心。
车子在一座公园旁边停了下来。多德说：“下来走走吧，透透气。”
公园没有围墙，就是一大片草地，几排树，几条石板路，从人行道直接走进去，没有任何阻碍。
甘迺迪走上草地的时候，鞋子踩在草皮上，发出细碎的沙沙声。
草坪上到处都是人。有人在铺著毯子野餐，毯子上摆著麵包、香肠、水果和一瓶白葡萄酒。有人在踢足球，十几个人分成两拨，用外套堆了两个球门，踢得不亦乐乎。
有人只是躺在草地上，枕著胳膊，看著天空，什么也不做。
最让甘迺迪驻足的，是那些孩子。
一个小女孩在追一只蝴蝶。她大概三四岁，穿著一件红色的小裙子，金色的头髮扎成两个小揪揪，跑起来的时候两个小揪揪一上一下地跳，像两只兔子耳朵。
蝴蝶飞得快，她也跑得快，跑几步就扑一个空，扑空了自己也笑，笑得咯咯的，笑声清脆。
一个小男孩在骑三轮车。他看起来比小女孩大一两岁，穿著蓝色的短裤和白色的t恤，t恤上印著一头小熊。
他的三轮车骑得飞快，在石板路上歪歪扭扭地冲，后面跟著一个穿围裙的女人——大概是他的母亲——一边追一边喊“慢一点，慢一点”，那是全世界的母亲追孩子的时候用的都是同一种语气。
还有一群孩子围在一个老人的身边。老人坐在长椅上，手里拿著一把口琴，在吹一首甘迺迪没听过的曲子。旋律简单而轻快，像流水一样从口琴的金属格子里淌出来。
孩子们拍著手，跟著旋律蹦蹦跳跳，有人跟著哼唱，有人张开双臂假装自己是飞机，在老人面前跑来跑去。
甘迺迪站在草坪边缘，看著这幅画面。
他的脑子里也有別的画面，那些是从《纽约时报》的新闻版上看到的，是从《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看到的，是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那低沉而严肃的声音里听出来的。
那些画里的德国是黑白色的，天是灰的，地是烂的，人是一个个佝僂著背的、看不清脸的、像从泥水里捞出来的影子。
而他眼前这幅画是彩色的。
天是蓝的，草是绿的，裙子是红的，蝴蝶是黄的。那些孩子有名字，有笑容，有未来。
“多德先生。”
甘迺迪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被那些正在草坪上玩耍的孩子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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