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3章 大明需要这样的人！（感谢【灵石的地飞星】的大保健）（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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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李邦华躬身退去，乾清宫內的烛火在夜风中微微摇曳，光影斑驳地映照在朱由校沉静的侧脸上。
殿內復归寂静，唯有更漏滴答，仿佛在无声地丈量著这个帝国日渐沉重的呼吸。
朱由校指尖轻叩案头，久久未语，最终深深嘆了一口气。
张居正，这位万历朝的“救时宰相”，在后世网络上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眾说纷紜，几近两极。
有人赞他以孤臣之力，在大明王朝垂暮之际力挽狂澜，为国续命数十载，称其为“明亡前最后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政治家”；亦有人詆其考成法苛酷压榨官吏；
更有人指责一条鞭法虽简化税制，却无意中强化了白银本位，使明朝经济深度绑定海外白银输入，埋下日后財政崩盘的隱患，甚至还有人斥其为“擅权罔上、威压幼主”的权臣，將神宗皇帝置於傀儡之位，专断朝纲，几近僭越。
可这些议论者，往往忘了最关键的一点：张居正並非站在后世上帝视角俯瞰歷史的评论家，他没有接受过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的现代知识学习，更不懂什么“经济全球化”“货幣主权”之类的宏大理念。
他只是一个浸润於儒家经义、生於乱世、长於危局的古人，一个在绝境中试图“挽狂澜於既倒，扶大厦之將倾”的改革者。
歷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题，只有真正走进万历初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才能真切明白这位首辅、这个男人肩上所扛起的，究竟是怎样一副千钧重担。
年节的这段清閒时光，朱由校翻阅《万历起居注》及当时诸多奏疏、实录等典籍，愈发清晰地看到：彼时的大明，传至神宗皇帝手中时，早已不復洪武开国之雄浑、永乐盛世之恢弘。
嘉靖皇帝四十五年沉迷修道、怠政荒嬉，留给儿子的，是一个吏治腐败入骨、財政枯竭见底、土地兼併猖獗如野火的烂摊子。
全国在籍田地较明初锐减近半，勛贵、士绅与地方胥吏勾结成网，以“飞洒”“诡寄”“花分”等手段，將大量田產隱匿於帐册之外。国库岁入逐年萎缩，而百姓赋税却因层层加码、巧立名目而日益沉重。
一边是权贵广占膏腴之地而免税免役，一边是贫民失地流徙、卖儿鬻女。流民四起，饿殍塞道，財政危机已逼近“稍有不慎，便天下大乱”的临界点。
而正是在这般绝境之中，张居正本可以做一个安稳的“裱糊匠”——以他的才略与资歷，只需敷衍应付、粉饰太平，便可安享尊荣、善终牖下。这对他而言，再简单不过。
但这个男人没有！
他以首辅之尊，顶住“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滔天压力，毅然掀起一场震动朝野、触及根本的改革风暴。
当时的考成法以“月有考、岁有稽”的严苛標准考核官吏，实则是对嘉靖以来“官场混混满街走、奏章积压如山丘”的沉疴下猛药。
彼时官员玩忽职守成风，一件公文从州县递至中枢，竟能拖延数年而不决。若无铁腕整飭，朝廷政令如何通达四方边防军情如何及时应对民生疾苦又如何上达天听
清丈田亩之举，则更是直接与天下士绅为敌。那些被隱匿的万顷良田，本就是士绅阶层吸噬国家命脉的病灶，是百姓流离失所、赋役不均的根源。若不彻底釐清，国库永无充盈之日，民生永无安寧之时。
此举虽招致怨声载道，却为国家財政重建了真实税基。
至於一条鞭法，虽確实在客观上强化了白银本位，使明朝经济逐渐依赖海外白银流入——这一隱患在晚明白银危机爆发时显露无遗。
但在当时的歷史条件下，它却是將“田赋、徭役、杂税”合而为一的最高效改革方案。既简化了税制，让百姓缴税一目了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胥吏上下其手、层层盘剥的空间，减轻了基层民眾的无谓负担。
自然，张居正从不是未卜先知的圣人，他只是在既定的歷史条件下，做出了最贴合实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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