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 严打(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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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的灯笼还在农场各家各户的屋檐下摇曳,红绸流苏随着料峭春风轻轻摆动,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元宵的甜糯香气。沈歌的孕相日渐明显,原本合身的棉袄已经略显紧绷,脸上泛着孕早期特有的温润气色,每天饭后在院子里散步时,都会下意识地护着小腹,脚步轻缓得像怕惊扰了腹中沉睡的嫩芽。
林逍这些日子过得格外舒心,白天在农场忙活春耕的筹备工作,修整农具、清点种子,晚上就守在沈歌身边,给她读报纸上的趣闻,或是摩挲着她的肚子,跟还未成型的孩子说说话。林母更是把沈歌宠成了宝贝,每天的饭菜换着花样做,早上是红糖小米粥配煮鸡蛋,中午必有鸡汤或鱼汤,晚上还要炖一锅红枣银耳羹,生怕她营养跟不上。
这天下午,林逍正在院子里劈柴,准备给沈歌烧洗澡水,村口小卖部的王大爷突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隔着篱笆喊道:“林逍!林逍!快回家接电话!县城武装部打来的,说有紧急会议,让你立马过去!”
“武装部的电话?”林逍停下手中的斧头,眉头微微一皱。他作为农场民兵团的副团长,平日里虽也参与民兵训练、巡逻护秋之类的工作,但武装部直接打电话来让“立马”开会的情况并不多见。他放下斧头,拍了拍手上的木屑,对王大爷道了声谢,转身走进屋里。
沈歌正坐在炕边绣花,见他进来,抬头笑着问:“咋了?王大爷喊你啥事儿?”
“县城武装部让去开会,说是紧急会议。”林逍走到炕边,拿起毛巾擦了擦手,“我也纳闷呢,这刚过了元宵节,能有啥紧急事儿?”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摸了摸沈歌的额头,“外面风大,你别出去了,我去去就回。”
沈歌点点头,叮嘱道:“路上慢点,骑车注意安全,别着急赶路。”她放下手中的针线,起身想给他找件厚实的外套。
林逍按住她的手:“不用,我穿这件就行。”他身上还穿着那件军绿色的旧棉袄,是他当知青时留下来的,虽然有些磨损,但依旧保暖。他目光扫过炕头墙上挂着的挂历,原本只是随意一瞥,却猛地停住了——挂历上鲜红的“1983年”字样赫然映入眼帘,旁边还印着“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的小字。
“1983年……”林逍喃喃自语,脑海中像是有一道闪电劈过,瞬间明白了过来。他两世为人,上辈子虽未亲身经历过,但对1983年那场震惊全国的“严打”运动却印象深刻。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各种刑事犯罪案件频发,内蒙古8名少年一夜连杀27人的惨案、东北“二王”流窜作案、上海控江路流氓滋事等事件,让社会治安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下定决心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而民兵作为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力量,必然要配合公安机关参与其中。
想到这里,林逍的神色瞬间凝重起来。他知道,这场会议绝非普通的工作部署,而是一场硬仗的战前动员。他转身对沈歌说:“沈歌,这次会议可能不简单,我得去武装部一趟,可能要晚点回来。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别惦记我。”
“咋了?是不是出啥事儿了?”沈歌看出他神色不对,脸上的笑容也淡了下来,露出担忧的神色。
“没大事,你别担心。”林逍不想让她跟着紧张,尽量让语气显得平和,“可能是关于维护治安的工作,农场民兵团得配合县里的安排。你放心,我会注意安全的。”他走到柜子边,打开最式手枪——这是他作为民兵团副团长的配备武器,平日里都妥善保管着,只有在执行重要任务时才会携带。
他熟练地检查了一下枪膛,确认里面没有子弹,又把弹匣装好,别在腰后,外面套上棉袄,刚好遮住。沈歌看着他的动作,心里虽有不安,但也知道他有自己的职责,没有多问,只是再次叮嘱:“一定要小心,有事及时跟家里说。”
“嗯。”林逍重重地点点头,俯身在她额头印下一个轻柔的吻,“我走了。”
他快步走出屋,推起院子里的长江750摩托车,检查了一下车况和油量,发动引擎。摩托车的“突突”声打破了农场的宁静,林逍回头望了一眼屋里的灯光,沈歌应该正站在窗边看着他。他深吸一口气,调转车头,朝着县城的方向驶去。
初春的乡间公路还残留着未化的残雪,路面有些湿滑。林逍放慢车速,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脑海中却不断浮现出关于1983年严打的相关记忆。他记得,这场严打并非偶然,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七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西方的一些思潮和文化涌入国内,其中不乏暴力、色情等有害内容,对部分年轻人产生了不良影响。同时,当时全国待业青年多达2000万以上,其中一些人无所事事,拉帮结派,形成了所谓的“斧头帮”“菜刀队”等犯罪团伙,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1979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数为50多万件,1980年增至70万件以上,1981年更是达到89万多件,大案要案数量持续上升,群众的安全感急剧下降,年轻女性不敢穿短裙,女工晚上不敢独自上下班,偏远街道案件频发,甚至有犯罪团伙公然对军警人员挑衅。
正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1983年7月,改开总设计师在北戴河会议上明确指出:“再这样下去,老百姓的安稳日子还过不过了?”并拍板决定开展严打,强调“必须杀一批人,判一批人,劳教一批人,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安定”。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8月25日正式颁布《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一场席卷全国的严打风暴就此拉开序幕。
摩托车驶进县城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县城的街道上比往常多了几分肃穆,不少店铺早早地关了门,偶尔能看到穿着制服的公安人员在街头巡逻,神色严肃。林逍直接将摩托车开到县武装部门口,门口的哨兵见是他,敬了个礼,示意他进去。
武装部的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不少人,大多是各个乡镇、农场的民兵团负责人,还有一些公安系统的干部。烟雾缭绕中,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凝重的神色,低声交谈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战前的紧张气氛。林逍找了个空位坐下,旁边是邻乡的民兵团团长老周,两人之前在民兵训练时打过交道。
“老林,你也来了。”老周递给林逍一支烟,“知道啥事儿不?这么紧急召集咱们来。”
林逍接过烟,却没有点燃,放在耳边敲了敲:“估计是关于打击刑事犯罪的事儿,你没听说最近各地案子频发吗?”
老周点点头,压低声音说:“咋没听说!前几天我听县里公安的朋友说,邻县出了个流氓团伙,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抢劫财物,闹得人心惶惶。还有内蒙古那边,8个小子一夜杀了27个人,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太丧心病狂了!”他顿了顿,又道,“我看呐,这次是要来真格的了。”
林逍没有接话,只是微微颔首。他知道,老周说的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这场严打的意识形态核心,是为了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当时的中央明确提出,严打是为了“保证经济持续发展、保障群众能够安居乐业、维护改革开放的大好前景”,通过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净化社会风气,为国家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源于当时社会对治安问题的普遍不满,以及对稳定生活的迫切渴望,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下午三点整,县武装部部长王建军走进了会议室。他身材高大,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脸上没有丝毫笑容,目光锐利地扫过全场,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同志们,今天召集大家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部署。”王建军的声音洪亮而有力,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想必大家也都感受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国家的社会治安形势非常严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猖獗,杀人、抢劫、强奸、流氓滋事等案件频发,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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