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0章 大麻烦（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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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0章大麻烦
隨著搬迁工作的完成，李牧变得越发忙碌起来。
数万人的迁徙，在封建时代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一些体弱多病的，在半路上就一命呜呼。本该是亲人团聚，结果喜事成了丧事。
遇上这种悲催事，作为一名好上司，李牧自然要出面安抚。
儘管这种安抚，作秀成分更多，但做了肯定比没做的好。
隨著土地的陆续发放，喜悦很快就衝散了悲伤。看得出来，大家对土地的痴迷，不是金钱能够比擬的。
同外面的卫所不一样，李牧在原来的制度下，进行了细微的调整。
军田还是军田，只是转为了家庭承包制，又不是纯粹的家庭承包制。
卫所垫付前期的生活开销，提供耕牛、骡子等生產资料，参与耕种的军户，按约定缴纳四成產出。
灾年军户可以向卫所借粮，基础口粮范畴內，不徵收利息。
服役士兵的一应开销，全部由卫所包办。
每月额外发放两钱银子补贴，逢年过节发放米麵粮油布匹等福利若干。
战爭时期，拥有作战补贴。
相较於传统的军户，广西地区的军户更像是向朝廷纳税的自由民。
士兵不再以耕种为主，而是走向了半脱產化。
除了农忙时间，回家帮忙耕种外，其他时间主要待在军营中接受训练。
士兵的供养，不再是军户的负担。
区別无非是卫所管理更严苛一些，原来的纳税、服徭役主体从朝廷，变成了地方卫所。
最直观的感受是，军户家庭负担变轻了，还有人兜底风险。
计划制定了出来，那就必须落实下去。
不光迁徙过来的军户，需要进行妥善安置，原来的军户管理也要进行改革。
除了士卒之外，还要考虑將领们的利益。
以往的时候，卫所將领收益，主要是从军屯收益中分润。
现在明確了徵收標准，大家的自主权直接没了，肯定要给一个说法。
理论上来说，直接按照募兵將领的俸禄，直接发放即可。
实际操作中，这是不可能的。
朝廷发放的俸禄，充斥著和废纸差不多的宝钞，並且每年都在变动。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往后含钞率只会越来越高，拖欠也会越发频繁。
同样的操作，李牧可不敢干。
俸禄越拿越少，还是宝钞糊弄人，
大虞在政治上打压武將，可是在品级上，却是相当的松。
军中不起眼的总旗官，品级上和知县处於同一档次，大家都是正七品。
全部足额发放钱粮，財政非得破產不可。
俸禄低不假，那只是正俸低，官员的真实收入从来都没低过。
好在有募兵將领，可以进行对標。
在享有军田的同时，以募兵將领实际上的平均收入计算，同品级的直接打个对摺。
不怕大家有意见，减半待遇是正常的，从卫所调任到募兵中，哪怕降一级都算升迁。
能够直接平调入募兵，甚至还升迁的，那些都是关係户。
普通卫所將领，想要去募兵中任职，降级是必然的。
忙著梳理內部问题，一直到两广提督的任命抵达，李牧才从內务中抽出了身。
现在正是跑马圈地的好时候，受战爭的影响，广东同样出现了大量的无主之地。
可惜任命来的太晚一些，广东地区的官员基本上配齐了，不然可供操作的空间更大。
即便是受到限制，中间还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军田早就成了糊涂帐，大不了就是扯皮。
这种事情没有士绅牵头，只要造成了既定事实，地方官是不会卖力的。
现在的广东士绅，最需要的是自保，而不是对外扩张。
宗族力量遭到重创，侥倖活下来的幸运儿，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
最关键的是武力威慑没了。
以往的时候，族中隨隨便便拉出几千青壮，地方官都要看他们的脸色。
现在这些人被叛军屠戮一空，原来地方上的人脉关係，现在也被打得稀碎。
继续肆意妄为，事情就不一定能遮得住了。
在完成对地方衙门的渗透前，大家必须低调做人。
以往那些他们看不上的穷棒子，现在也必须认真对待。
尤其是男丁数量多的，更加不能惹。
惹急了，人家直接匹夫一怒，流血五步。
就连土客之间的百年械斗，都减少了很多。
矛盾依旧存在，但爭斗方式已经从火拼，变成了对骂。
一方面是人口减少后，资源没那么紧张。
另一方面则是大家在战爭中损失了大量的青壮，现在青壮数量严重不足，再火拼就要亡族灭种了。
在这种背景下，敢牵头和军方对著干的士绅不能说没有，但数量绝对不会多。
毕竟，叛军余孽尚未围剿乾净，蹦出几个漏网的乱党，也是很正常的事。
……
“兰先生，朝廷的任命已经下来，再过去几天我就要去广州赴任。
这两本《卫所管理制度》和《经济作物种植手册》，儘快安排人印刷，而后分发到每一名卫所军官手中。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这就是卫所军官学习的教材。
让所有人都给我背熟了，本將从广州回来，要组织一场考核。
考核成绩不及格的，本將会让他们后悔！”
李牧严肃的说道。
面对一群半文盲將领，他也非常无奈。
事实上，大虞朝的识字率，在封建王朝中已经算最高的。
开国初年的时候，朝廷甚至尝试过普及全民教育，建立了社学、县学、府（州）学多级教育体系。
其中社学，就是建立在乡村的最基础教育机构。
为了鼓励民间子弟入学，朝廷还做出强制规定：“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入学无需考试，招生无名额限制，15岁以下愿意入学的，都可以就读。
成绩优异者，可入县学。
理论上来说，人人都有受教育，科举入仕的机会。
没有任何意外，这一政策在开国初年，得到了落实执行。
到了后面的执行过程中，就慢慢变了味，脱离了全民教育的初衷。
最开始拿著沙盘就可以学习，慢慢要求学生购买教材、笔墨纸砚，学费隨之增长。
教材也从简单易懂的《三字经》、《千字文》儿童启蒙读物，变成了高大上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
社学老师，同样是良莠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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