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两次巴比伦之囚（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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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谜一般的巴比伦帝国总是出人意料：也许是为了感化各属国民众而采取的和靖政策，为了刻意营造“万民之都”的大国风范;也许仅仅是因为骄傲的尼布甲尼撒国王宽阔的胸怀和喜爱炫耀的本性，只是想向世人展示“万民之王”的大帝风采;也许以前受残暴的亚述帝国的痛苦经验还记忆犹新，使巴比伦文化中原本被奴役的基因发挥了强烈的逆向作用;也许真的是上帝对以色列人只进行有限的惩罚，而在暗地里作了专门的护佑安排。总之，抵达巴比伦城后，作为战俘的犹太人并没有遭到囚禁和奴役的待遇，而是给他们划出了专门的集居区，让他们在美丽富饶的迦巴鲁运河沿岸定居下来。尤为不易的是，巴比伦还允许他们自由地从事自己民族的宗教活动，并给予他们完全的公民权利，可以自由地从事任何职业。
这种意想不到的宽厚待遇，一定让处于囚徒心理中的犹太人群体喜出望外。而早在十一年前被第一批俘虏到巴比伦的一万多名同胞，当然已经具有了异地谋生的经验。而这两批人中，一定有不少的亲戚和朋友。当他们会合后，想必第一批人对新到族人少不了许多帮助和照料，使流散之初的艰难生活，具有了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实质性促进。作为丧失主权的犹太民族，就这样悲喜交加地开始了自己第一次的流散生活。
历史上关于“巴比伦囚虏”还留有一段模糊的空白，这就是犹太能工巧匠的处境与使用。从现有的历史资料看，尼布甲尼撒两次囚虏的重点，都是把犹大国的各类能工巧匠作为主要对象群体，这是没有疑义的。将其强征而来的目的，也一定是他那驰名世界的“空中花园”和巴别塔重建工程的需要，对此也没有什么歧意。毫无疑问，犹太民族的能工巧匠一定是这些伟大工程的重要参与群体。
然而，他们的这些创造性劳动，并不是以奴隶身份付出的。而最有可能的是，由于这些工程具有技术难度大的特征，特别是“空中花园”，无论是设计与建筑施工，还是建成后的奇花异草的培植和养护，都需要高超的智慧和技巧。因此，采用强迫重压的奴隶工作制是行不通的。而采用相对温和的强征雇工制则较为适宜：虽然是强行征用，但其劳动却是按劳付酬的。甚至按照劳动技巧和贡献的不同，所付报酬也不一样。这样，不仅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建设者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也能让这些巨大的工程能够保质保量地按期完成。这也是为什么巴比伦帝国能够在短短的八十年生存期里，创造出如此人间奇迹的奥秘之一。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任何历史与考古资料，能够证明这些伟大工程是奴隶劳动成果的原因。
尽管如此，与故土的分离和主权的丧失，使巴比伦的犹太人，精神生活极为苦闷。一方面，焚毁家园激起的怒火还燃烧在他们心头，曾经的物质拥有变成一穷二白的从头开始，让他们对被剥夺的耻辱挥之不去;另一方面，他们从曾是上帝优先民族的自豪感的突然丧失中还未能恢复，又马上成为失去主权的少数民族，被抛到了众多外邦异族的环境之中，那扑面而来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异邦文化所产生的疏离和隔阂感，使这群犹太精英更感挫折;而囚虏身份的来历，又像揭不掉的疮疤，时常刺痛着他们的自尊。这些满含悲怆和忧伤的心情从《旧约.圣经》的《诗篇》中悲愤地流出：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
“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主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记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为了排解这种被命运抛离的凄凉情感，为了驱散这种被民族苦难所缠绕的孤寂心情，巴比伦的犹太人比在祖国时更多地相聚在一起，他们或者集体地追忆故乡，或者群议和学习摩西的律法。不久后，我们将会惊奇地发现，也就是这种自发而自然的行为，成为犹太教和世界宗教历史上最重大事件诞生的先导。
不过，与精神的痛苦相对照，巴比伦犹太人的物质生活的重新建立似乎要容易得多。位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土地肥沃，气候也更为温润，成为物产丰富的温床;而繁华的城市和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使巴比伦早已成为闻名于世的国际贸易的大都会。这些有利条件使这群聪慧而又丧失了土地的犹太精英们，似乎都很自然地选择了商业和各种高技巧行业，他们很快就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有相当一部分犹太人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富户，还有的犹太人甚至成为了巴比伦帝国的高级官员。
犹太史学家阿巴.埃班认为，这个时期的犹太人，不仅在适应环境上具有超常能力，迅速改善了生活物质条件，而且生活水准已经超过了他们在故土时的水平。其实，这一点也十分重要：这不仅让他们能够快速地恢复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也能够让他们更快地认识到耶和华上帝将惩罚降临于他们，的确是要让他们得到煅炼、重新做人，成为能适应各种境遇的优秀子民。在流放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更加紧密的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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