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任官国家提供住房（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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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并官所造”，其性质自然是“官舍”了。若从所有制关系上考察，分布在长安居民区里的京官住宅中，还有不少与之同类的情况，就是皇帝为表示对大臣关怀，特赐一部分高级官员携眷入住，一般情况下又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大唐新语》卷三记，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请退休，一旦获准，“及还饰袋，将出居别业”，就是马上退还官舍，搬进其他房子。
《唐语林》卷七记，永宁坊有一幢被风水先生称为“金盏地”的住宅，先后有王锷、韩令弘、史宪诚、李载义等许多大臣住过，可知这都是与职务相关的待遇。当然以“赐第”形式化官为私的也有，不过因改朝换代或获罪受处等原因，亦难保永业。如安禄山得志时，玄宗曾“敕于亲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给他进京朝见时居住。等他垮台了，房子也就没收了。
小官员居住官舍的情况也有。卢照邻《病梨树赋并序》称：“癸酉之岁(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余卧病于长安光德坊之官舍”;又谓听坊内的老居民说，以前鄱阳公主在此住过，名医孙思邈也在此住过。看来另有入住理由，或者只要交房租便可入住也有可能。《长安志》卷八称，北街崇仁坊与尚书省选院(即吏部司)靠近，凡参加考选的官员而在“京城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坊)”，想来应有官舍供付费居住，于是“昼夜喧呼，灯火不绝”，恰是机关集体宿舍的景象。
家具杂用不许擅自添置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亦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以明代淳安县署为个案，据《海瑞集·兴革条例》载，知县的家具杂用有63种，200余件，县丞、主簿等有60种，典史仅19种。
洪武时，黄州府有个同知安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员向按察司检举，按察司又向中央汇报。朱元璋得知后，为安贞开脱，说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贞若另迁他官，一样也带不走。”据此可知，给你多少家具，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动用公款添买，就是违反制度。另外，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
《萍洲可谈》述，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以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夫人)望见，即命送还”。由此可知，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历代的规矩，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违反。
因为缺少专项的建筑和维修基金，又无完备的物业管理(在京都由各部司务厅兼管，在州县由工房兼管)，所以在多数时态下，机关住房的条件包括有关生活设备，都很差，通常总要隔许多年才能大修一回。
大文豪苏轼和弟弟苏辙一家从蜗居到房奴的买房经历，最能反映当时官员们住房的窘状。
苏东坡一辈子买了几套房子，但是没有一套是在首都开封买的。后来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没有新房，老苏很着急，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
而他弟弟苏辙，在眉山老家旧宅里住了18年，嘉元年进京。等到他和苏轼考中进士，爸爸苏洵也做了十来年的官，在京城却没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俩借住公署。后来苏辙、苏轼的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京城，加上丫环保姆，一家老小几十口，公署里住不下，苏洵才去租了一处宅院。
嘉元五年，苏洵带苏辙移居河南杞县，也是租的房子;第二年，苏洵带苏辙回京闲居，还是租的房子;直到苏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处房产、一块土地。
父亲过世后，苏辙守孝3年。再到京城做官，已经31岁，该自立门户了。然而他的运气似乎不大好，熙宁元年单位分房，他在家守孝，没赶上;熙宁三年皇帝赐宅，他去了河南淮阳抓教育，还是没赶上。眼瞅着朋友李遵度在洛阳买地建别墅，王巩在扬州扩建住宅，苏辙心里难过，在诗中感慨道：“恨无二顷田，伴公老蓬莱。”
苏辙下放南京时，王安石也在南京并早已置地买房。苏辙见了，免不了再次感慨一番———此时苏辙已经56岁。元符三年，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卖掉一批藏书，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不过心愿满足了，他一生的积蓄也耗尽了。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古代高官住房困难，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些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成功人士，因为居官清廉、工作调动频繁、任职地不固定，或是政治上被排挤等诸多原因，都曾被住房问题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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