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认定教育局上司偷书（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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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任教育部科长，与顶头上司——曾任教育部长的傅增湘颇为不睦，傅增湘是著名教育家、藏书家，鲁迅曾欲将藏书转卖给他，他开了个离谱的低价，令鲁迅极为不满。鲁迅认定傅增湘有“偷书”劣迹。一次是给其弟周作人口述的一个故事，一次是自己撰文写的一篇工作回忆录。
鲁迅给周作人讲的那个故事，黄裳就特别在《藏园佚事》一文中转述过这个故事。原来，在1957年9月，周作人(署名“十堂”)在《新民报晚刊》发表了一篇《窃书的故事》，记下了他从鲁迅那里听来的故事。与鲁迅一样没有点名，只称之为“做过总长的名流、大大有名的藏书家”，但读者一看，就明白这没点名的主角是谁了。
故事的起因是某名流听说京师图书馆藏有一部宋板书，又例不外借，只能由馆方特辟净室一间，请这位名流来住，可以从容细心校阅。鲁迅以科长身份，捧出宋板亲手交付。几天后，这位名流说要再来校书，请人前去接收宋本，自然仍由鲁迅亲自办理。此后发生的令人咋舌的“窃书”现场记录，周作人转述如下：
“这天仍由科长出马，看见他已整装待发，只等科长一到，将书交还，便挑起网篮铺盖，出馆而去。科长双手接过内装宋板书的楠木盒子，将转手交付工友，这时忽然‘福至心灵’，当面打开盒子来一看，不看时万事全休，只见楠木盒子里‘空空如也’，不见有一本书。第一个看出破绽的是那位名流，随即回过头去，骂站在后面的用人，‘混账东西，怎么书都没有放好!’用人连忙从网篮里将宋板书取出，放入楠木合子里。科长这才接过去，安心收下。”
周作人接着用倒抽一口凉气式的口吻说，“后来鲁迅讲起这件故事，总说回想过去所遇的危险，以这次最险，也最运气，因为只要一不小心，收下之后，这失书的责任再也摆脱不清了。因此之故，他也最恨那名流。不但认为藏书家即是偷书家，在这里得一实证，也因为个人几乎上他的大当的缘故。”最终，鲁迅为这位藏书家名流下了个结论说，“藏书家眼见好书，用尽心思图谋，也是人情，但总不可以违反道德，做出见不得人的事。”
这桩未遂的窃书案，鲁迅讲得绘声绘色，周作人写得活灵活现，黄裳的转述也顺理成章，后世略有知傅氏生平者无不呆若木鸡。
事实上，关于傅增湘偷书的故事，鲁迅还讲过一个，且更为直接，更为辛辣，虽然仍然没有明确点名。想来这个故事，周作人也是看过的，会更加的印象深刻。
发表于1928年1月28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的《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鲁迅在提到整理清政府遗留内档时，特别指出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次长、参事对清代遗档的监守自盗行为，他写道：
这回是F先生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捡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据说，文中所提到的英文代码之人名，乃是姓氏的旧式拼音缩写。F先生就是指傅增湘，他在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Y次长指袁希涛，字观澜，江苏宝山人。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1915年到1919年间先后两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C参事指蒋维乔，字竹庄，江苏武进人。1912年至1917年间先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
鲁迅笔下的这起“群体盗书案”，以傅氏为首，几乎整个部门全部参与，这是让人始料未及的。当然，只有他这么一个小科长没有参与，可以洁身自好而独善，自然是有资格讲出来、写出来，并讥刺一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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