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政大狱”加快了明治维新的开展（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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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倒幕派逐渐意识到了“攘夷”思想的落后与不现实。特别是1863年的萨英战争和1864年的马关战争之后，倒幕派最强大的两个支柱萨摩藩和长州藩先后认识到了西方国家的先进，思想渐渐由“攘夷”转向“开国”。
虽然这意味着当初幕府的政策实际上是正确的，而整个倒幕运动也将因此而变得师出无名，但倒幕派却绝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继续高喊着打倒无能卖国的幕府当局的口号，一步步把幕府逼上了死路，只是同时暗暗降低了“攘夷”的调门而已。而到了幕府政权垮台，明治政府建立之后，新政府突然风头一转，搞起了开国维新，再也不提什么“攘夷”了。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不禁要长叹：幕府真冤啊!明明是正确的“开国”政策，却硬被倒幕派说成是卖国，可倒幕派上台之后，竟自己也跑去“卖国”了。而已经倒台的幕府，却没有任何办法为自己正名，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慢慢被说成了是反动的封建势力的代表。
但是，这也只是历史的表象，更深一层的问题仍然隐藏在这后面。
同样是开国，为什么幕府开国就被人推翻，而明治开国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同样是日本老百姓，为什么头一天还大喊着“攘夷”要打倒幕府卖国贼，第二天就跟着明治天皇去学习西方“文明开化”了呢?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幕府与倒幕派之争，其实并不是什么改革派与守旧派之争，而是两股势力之间的权力之争。双方最终都是要维新的，只不过是要明治维新还是要幕府维新而已。而幕府之所以失败，也不是因为井伊直弼的开国政策有什么不对，而是幕府的其他一系列失误使之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而最终输掉了这场权力之争。
幕府统治合法性的丧失首先在于其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日本的积贫积弱，以至于在西方列强的“黑船”面前完全无力抵抗，颜面尽失。这自然会大大挫伤民众对统治者的信任感。此后，幕府选择了不与西方列强死战到底，而是签约开国的做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固然不失为一种现实、明智的选择，但在当时而言，这却很难为长期被封建教育禁锢头脑的大众所一下子接受。在这种时候，以井伊直弼为首的幕府政权采取的一味强硬的手段(如不等天皇朝廷的意见，独自签署《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以及对反对派发起安政大狱等)，不但无助于缓和社会矛盾、争取人民的理解，反而激化了矛盾、授人以柄、把自己放在了千夫所指的位置上。
此外，加上数百年来德川幕府在日本的高压统治，上至天皇大名，下至黎民百姓，对幕府的统治早有怨言，此时又加上了西方侵略者的压迫，人民自然更是雪上加霜，只要倒幕派稍一挑动，很容易新仇旧恨一涌而出，把账一股脑地都算到幕府的头上去。
因此，归根结底幕府的最终灭亡还是要怨幕府自己(虽然不应当怨开国政策本身)，是幕府长期的黑暗封建统治毁掉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事实上，一旦矛盾的加剧和合法性的缺失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可能除了发生奇迹之外，任何改革或是不改革的政策都挽救不了幕府了。井伊直弼的悲剧就在于当他执掌幕府大权的时候，虽然幕府表面上貌似还很强大，但这个临界点很可能已经被越过或者至少是很接近了，而他不明智的政策举措进一步确保幕府越过了这一临界点。一旦临界点被越过，幕府的命运就注定了——如果改革会遭到尊攘派的攻击，而不改革，由于是逆世界潮流而动，最终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日本最终选择了明治维新而不是幕府维新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政府改革能不能成功，很多时候取决于这个政府是否还拥有统治的合法性，是否还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中国清末的情况其实也很相似。清政府推行清末新政的方向也是要改革、要立宪，但人民已经不再信任清政府了。中国的革命者们很明智地把握到了这一微妙的情况。因此同盟会的纲领首先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矛头直指满清异族统治的非法性，然后才说“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仅仅是捎带着介绍一下自己的政纲。
而章太炎说得就更老实了：“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
也就是说，革命与否，不是为了要不要变法，也不是为了要不要救民，而就是要干掉你。干掉你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是异族，你没合法性!这个逻辑，按今天的理性思维来看，其实是说不通的。民主共和的基础就是人人平等，为什么一个满族人就不能当中国的领袖?然而，当时革命党的这一套还真就行通了。为什么?是因为满清像幕府一样，错过了改革的最后机会(从同治中兴到八国联军侵华约40年时间)，越过了矛盾加剧和丧失合法性的临界点，从而导致局面不可收拾，再怎么改革也没用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德川幕府和清政府的悲剧告诉人们，改革是有时间窗口的，不是什么时候改革都有可能成功的!一旦社会矛盾与合法性危机的积累越过临界点，不管这时候政府还貌似多么强大，实际上都是气数已尽了。因此，我们“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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