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朝鲜版“玄武门之变”（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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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年，郑道传被手握重兵的李成桂看中，纳入幕府，成为李成桂的第一谋士。在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国的过程中，郑道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朝鲜建国之后，郑道传因功被封为“佐命开国功臣、门下侍郎赞成事、判都评议使司事、义与亲军卫节制使、奉化伯”等，权柄极重，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郑道传参考中国典籍制度，制定了《朝鲜经国典》，成为行政、财税、军事、礼仪制度、刑罚、工程营建等方面的法规性文件；
他还建议李成桂迁都汉阳，建宗庙社稷，宫室城池；他大力推行“科田法”，重新分配全国土地，有效抑制土地兼并。
在思想领域，郑道传积极推行儒学，在汉阳设立太学、文庙，地方建乡校、书院，自李成桂开始，朝鲜的历代国王都亲祭孔子，程朱之学成为朝鲜的主流思想，朝鲜因此成为儒教国家。
军事方面，郑道传主张裁撤“私兵”，禁止私人武装，将一切军权收归国有，而且，他还亲自设计并推行一些阵法，大大增强了朝鲜的军事实力。
外交方面，郑道传坚持“事大主义”，尊奉明朝，这既符合他的儒家信仰，又是出于抗衡蒙古、女真势力的现实考虑。
郑道传对于朝鲜王朝的影响，十分深远，因此被称为“革新派”的始祖。
王位继承
当时困扰朝鲜王国的最大问题，既不是内政，也不是外交，而是权力继承。
王位继承方式，无非是立长和立贤两种选择。李成桂共有8个儿子，前6个是韩氏所生，后两个是康氏所生。长子、“镇安大君”李芳雨已死，因此，按照顺序，次子、“永安大君”李芳果实际居长，如果立长，应该是他。而如果立贤，则8个儿子中最有能力的第五子、“靖安大君”李芳远，是不二人选。
问题在于，李成桂十分宠爱康氏及其所生的两个小儿子。最初，李成桂计划册立康氏所生的第七子、“抚安大君”李芳蕃。《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因为李芳蕃为人“狂率无状”，功臣们难以接受，纷纷劝谏，李成桂于是选定了康氏所生的另一儿子，排行第八的“宜安大君”李芳硕，将其册立为“世子”。既不立长，也不立贤，这样的王位传承，为此后的兄弟阋墙埋下了祸根。
为了确保幼子即位，李成桂又将辅佐幼子的重任，交给了郑道传。自此，郑道传不仅手握军权、政权，而且还掌控了最高权力接班人的培养大权。
最为不满的，当然是功劳最大、势力也最强的第五子李芳远。李芳远除了经常随父出征所立战功之外，最大的功劳在于当年曾当机立断，诛杀了反对李家父子的高丽王朝重臣郑梦周，为李成桂篡位清除了障碍。
夺嫡之争
刺激李芳远夺嫡的很大因素，在于郑道传的步步紧逼。
郑道传受命担任“世子”师傅后，借助维护世子接班的名义，更加积极地部署军队整编工作，计划收编王子们手上所拥有的“私兵”。他还建议李成桂，学习朱元璋的做法，“分遣诸王子于各道”。但是，无论是分遣王子，还是取缔“私兵”，这些建议都没有得到李成桂的同意，却引起了李芳远等王子们的忌恨。
李芳远也试图对郑道传予以还击。他的属下卞仲良、李荟等上书李成桂，建议解除郑道传兵权，认为“兵权宜在宗室，政权宜在宰辅”，郑道传却手握兵权与政权于一身，不是国家之福。这一建议，也遭到了李成桂的痛斥，卞仲良等人被流放。
显然，李成桂试图在几个权力集团之间，保持平衡。然而，这是十分危险的游戏。
双方都在加快部署。在郑道传的努力下，李成桂同意延聘沈孝生之女为世子妃，而沈孝生是郑道传的至交好友。此事办妥后，郑道传或许认为自己得占上风，遂开始与沈孝生等密谋翦除李芳远势力，计划诱骗王子们入宫一举歼灭。这一计划被李芳远的同母胞兄、李成桂第三子、“益安大君”李芳毅侦知，于是，李芳远、李芳毅等同母兄弟5人，集合各自的“私兵”，提前动手，爆发了“戊寅靖社”事件。
政变之后，李芳远并未立即即位，而是逼迫父亲李成桂将王位传给了实际排行最大的第二子李芳果，此即定宗。两年之后，李芳远又与四兄李芳干，为了争夺继承权而大打出手，李芳远再度获胜，流放了四兄。二哥李芳果也赶紧将王位让给了李芳远，自此，朝鲜政局才稳定下来。
妥妥的李氏朝鲜版的“玄武门之变”！
在朝鲜发生血腥宫斗的同时，大明帝国也在经历着规模更大、更为惨烈的内战——朱元璋第四子朱棣，为争夺王位，发动战争，最终夺得了政权。正因为自顾无暇，大明帝国对于朝鲜发生的一切，毫无兴趣，未进行任何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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